朋，甲骨文作，像一個人提著兩串錢。王國維《說玨朋》雲：“古製貝玉皆五枚為一係，二係一朋。”也就是說，一串五枚，兩串十枚，十枚是為一朋。《合集》40073曰：“易（賜）貝二朋。”這說明在商代二朋就很拿得出手。按照1975年陝西出土的西周中期裘衛盉銘文記載：“矩白庶人取堇章於裘衛。才八十朋。厥賈其舍田十田。矩或取赤虎兩。麀□兩。□韐一。才廿朋。其舍田三田。”按周製，百畝（約合今31.2畝）為一田，二十朋抵三田（約合今93.6畝）。
後岡H10被全麵發掘後，祭祀坑特征得到公認，學界多已不再把它看作墓葬，但還是有些難以解釋的現象：其一，人牲用了較多“隨葬品”，如銅器、海貝、絲麻織物和糧食，而這在商代人祭坑中很少見到。其二，隨葬的貨貝、青銅器和玉飾像是屬於死者的財物，玉飾戴在死者身上，貨貝由死者成串或成袋攜帶，銅鼎和銅斝也是壓在死者身下，而能擁有這些青銅禮器的，隻能是商人貴族戍嗣子家族。
從上述特點看，郭沫若1961年的“墓主是貴族”的判斷仍有可成立之處：後岡H10雖然是一座祭祀坑，但使用的人牲與眾不同，並不是常見的戰俘和奴隸，而是中級貴族戍嗣子家族的成員。所以，主祭者破例給了很多優待，比如，允許死者隨身攜帶一些隨葬品，往屍體上撒朱砂粉（夏商時代貴族的墓葬往往會撒朱砂），但在實際執行中，這些優待又落實得頗為草率，很多都是身首分離，屍身可能被獻祭和烹煮分食。
如果被獻祭者是“戍嗣子”家族，那操辦此次殺祭的就不大可能是其他貴族，因為哪怕是高級貴族，也沒有把下級貴族滿門誅殺獻祭的權力。這隻能來自王權。
又有兩種可能。一是滅商後，周人對特定的商人貴族的殺戮。周人曾兩次攻克殷都，第一次是武王滅商，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亂，且不管是哪一次，這種可能性都不大，因為周人並不尊重商人的祭祀倫理，不會允許把高價值的貨貝和青銅器帶進祭祀坑，更不會如此認真細致地執行殺祭全過程。
二是商紂王授意的殺戮和祭祀。《史記》等史書記載，紂王曾經處死九侯、鄂侯、比乾等商人貴族。按照商人的世界觀，商王殺人和向神獻祭幾乎是一回事，特別是處死顯貴成員，更是向諸神奉獻高級祭品的難得的機會。
由此觀之，後岡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紂王殺戮獻祭的。殺祭地點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，操辦和參加祭禮的是商朝貴族，給了死者一點寬待，但仍按照慣例烹食了很多被獻祭的人，尤其是嬰兒和幼兒。
對家族中不同地位的成員，殺戮手段也不一樣。最下麵一層，擁有的貨貝和玉器最少，應該地位較低，有較多兒童和嬰兒，主要被分屍、肢解甚至烹食。到中層，多數被砍頭，但還能保留相對的全屍。最上麵一層，有些（守著銅鼎、銅斝的成員）甚至沒有被砍頭或以手掩麵，應當是受到特殊禮遇的貴族。戍嗣子本人應該就在這層，比如那位以手掩麵的四十歲男子（3號）。看來，越是身份高貴的成員，越是被留到後麵處死。
郭沫若認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“或因罪而死”的結論，應該是成立的。戍嗣子本是一名級別不太高的貴族，因為某些機緣巧合被紂王接見，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任，卻又因某些原因觸怒紂王，結果整個家族被獻祭—用來紀念受王接見的銅鼎被帶入祭祀坑，也算完成了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輪回。
在《史記》等史書中，商紂王殘暴，喜殺戮，曾誅殺多名貴族大臣。後岡H10祭祀坑不僅印證了傳世文獻的記載，而且還有很強的宗教色彩—按照商人傳統的宗教理念，獻祭人牲的身份越高，就越能取悅先王諸神。曆代商王都謀求捕獵異族酋長“方伯”獻祭，紂王則把商人貴族也列入了獻祭名單。
紂王以暴君形象載入史冊，但史書從未記錄過其類似H10祭祀坑的殘忍行徑，哪怕是演義小說《封神榜》也無法想象這種情節。這也說明，周朝以後的人已經忘記了商朝的人祭風俗，倘若沒有考古發現，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觸及上古時代的這種殘酷。
人祭的理念從何而來？這個問題很難回答。人祭宗教屬於渺茫的、缺乏文獻的遠古時代，甚至大部分屬於史前時代，後人早已對那個時代失憶，史書更沒有保存下什麼記錄。
但近百年來的考古發現告訴我們，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（約6000年前），黃河和長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經有疑似的、零星的人祭行為，後來則逐漸常見。它應該是早期人群的集體宗教行為，而且和部落間的戰爭密切相關。
4000餘年前，若乾地區的新石器人群開始彙聚成早期國家，山西陶寺和清涼寺以及陝西石峁等聚落遺址的人祭（人殉）規模逐漸變大，一直延續到夏朝—二裡頭古國。商朝建立後，人祭行為出現爆發式增長，到殷墟階段（約公元前1300—前1046）登峰造極，不僅留下大量堆滿屍骨的人祭坑，還有數千條甲骨卜辭記錄。
比如，《合集》32093：“卯三羌二牛。卯五羌三牛。”“卯”是把人或牲畜對半剖開、懸掛的祭祀方式；“羌”是當時的晉陝土著人群，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。“羌”的甲骨文造型是頭頂羊角的人，有時還寫成脖子被捆綁甚至拴在木樁上，表示他們已經被俘獲。
《合集》32093拓片
人祭在商人生活中占多大比重？從參與範圍來說，已發現的多數人祭遺址屬於王室，說明它是商朝一種重要的國家宗教祀典。商代人祭又具有全民性，各級貴族以及有經濟承受能力的民眾也舉行人祭，比如，從事製陶和冶銅的工匠群體尤其熱衷。從殷都各聚落到遙遠的殖民據點，各地的商人部族留下了眾多人祭遺存。
還可以嘗試對其量化，估算一下被獻祭人牲占殷墟總人口的比例。截至目前，殷墟王陵區發現2000餘座曆代商王奉獻的祭祀坑，已經發掘約1400座。20世紀的發掘工作大都比較粗線條，人骨統計不太完整，根據2013年對舊坑的抽樣核對，每座坑內有十名人牲。保守起見，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五人計，人牲數量也會超過一萬名。而這還隻是王陵區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，王陵中的殉葬人、王宮區的各種人牲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，因材料分散暫不列入統計。
先看這一萬餘名人牲在殷都總人口中的比例。祭祀坑的使用時間跨度約兩百年，在這段時間，殷都累計總人口約一百萬。這樣比較，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100：1。但需要注意，考古已發現的人祭坑並不等於真實存在過的數量，被後世破壞以及尚未發現的規模無法估量。所以，我們可以換個方式，用它和殷墟已發現的正常死者（墓葬）數量作對比。
在殷墟範圍內，已發現的正常墓葬約6500座，代表正常死亡的6500人，那麼，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：100，也就是說，在65名自由人背後，有100名被殺祭的人牲。當然，100：1和65：100代表的是兩個極端，真實數值應當在這兩者之間。畢竟，那是個後世人難以想象和複原的時代，但即便這樣粗略的估測也已經讓人心悸。
我們再把視野放寬一點，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跡象。
很多古人類都有留下用人獻祭的疑似跡象，但大都很零散，難以完全確定，隻在一些非常罕見的情況下才會留下比較清晰的現場。比如，希臘考古學家在地中海克裡特島發掘出約3600年前的一座石砌神殿，裡麵保留了正在進行人祭的一幕：低矮的祭壇上側臥著一具人骨，是名十八九歲的男性，身高1.68米，呈被捆綁的側身、屈膝姿勢，一把青銅尖刀長約半米，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。屍骨鑒定顯示，死者的喉嚨已被割開，旁邊放著的是一個接血的陶罐。殿內還有三具人骨，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歲，身高1.83米，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，還有一枚鐵鑲銀戒指，估計是主持這場儀式的祭司。可能是因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地震，神殿被毀，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。
另外，克裡特島的一座米諾斯文明晚期建築出土有300多塊人骨，屬於一名八歲和一名十一歲的兒童：27塊骨頭上有著清晰且很深的刀痕；一起出土的還有帶刀痕的羊骨，多件陶器，有些陶杯上繪著神像，其中一隻陶罐裡有貝殼、指骨和帶刀痕的椎骨。發掘者推測，這是烹飪獻祭後吃剩的骨頭。
除了考古，有些文獻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遺蹤。比如《聖經·舊約》中就有用長子獻祭的記載，雖然這種行為在《舊約》時代已經基本消亡，但它反映了中東地區的古老風習。
唐代的玄奘法師在印度求法期間，曾被乘船的土著俘獲，土著每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殺祭“突伽天神”，而玄奘是這次最合適的人選；不過，玄奘靠他的誦經和傳法能力逃脫了這次劫難。他口述的這段遭遇頗為生動，可能是後世妖魔想吃“唐僧肉”故事的母題：
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賊，鼓棹迎流，一時而出。船中驚擾，投河者數人，賊遂擁船向岸，令諸人解脫衣服，搜求珍寶。然彼群賊素事突伽天神，每於秋中覓一人質狀端美，殺取肉血用以祠之，以祈嘉福。見法師儀容偉麗，體骨當之，相顧而喜曰：“我等祭神時欲將過，不能得人，今此沙門形貌淑美，殺用祠之，豈非吉也！”……於是賊帥遣人取水，於華林中治地設壇，和泥塗掃，令兩人拔刀牽法師上壇，欲即揮刃。（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三）
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時，阿茲特克的人祭宗教正處在繁榮階段。阿茲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敵人敬獻給神，獻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，有些西班牙軍人被俘之後的下場就是如此—當時的西班牙殖民者給後世留下了諸多第一手記錄。
殷商的人祭則有甲骨卜辭的記錄和考古發掘的祭祀遺跡，這可以幫助學者識別更早的人祭現象，比如，從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階段，人祭遺存星星點點，規模都不太大，倘若沒有殷商階段的參照，很多會被當成特殊形式的墓葬。
同理，借助阿茲特克的人祭記錄，可以識別中美洲更古老的瑪雅文明中的人祭現象，雖然規模要比阿茲特克小得多。曾有人懷疑瑪雅、阿茲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，但這種可能性不大，因為它們的人祭形式大不一樣。阿茲特克人祭的儀式感和表演性很強，有高大的石砌金字塔神廟，獻祭儀式在金字塔頂端進行，屍體從台階上扔下，由觀眾爭奪分食。此外，瑪雅和阿茲特克還留下了一些關於人祭的雕塑、浮雕和繪畫。相比之下，從新石器到殷商，中國境內從未發現用於人祭的景觀建築。殷商人祭隻有甲骨卜辭記載，從未有雕像、鑄造、繪畫等藝術表現。殷商和阿茲特克、瑪雅共有的文化基因並不多。
古羅馬的角鬥士產業存在於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4世紀，它也有一點人祭宗教的淵源，但已經發展成世俗的大眾娛樂產業，集表演、展示和景觀建築於一身，是人類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種現象。
中國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實用和低成本，不重視公共參與性。商王向鬼神獻祭的宗教活動也是如此。當然，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祭活動，可以滿足民眾的參與需求，但這些基層人祭場也沒有發現用於人祭的景觀建築。
曆史上，不同文明的刑罰示眾活動也有這種區別。歐洲的十字架和絞刑架富有展示和儀式性，受刑者位於高處，便於被圍觀；古代中國有公開斬首示眾的司法傳統，但沒有用於展示的相關建築設施。
以上人祭宗教及角鬥產業的消亡，都源於外來文化的乾預。羅馬人後來皈依了基督教，傳統的阿茲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所取代，殷商則與之不同：周滅商後，人祭被周人消除，但周人並未開創一種新的宗教，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義立場，與極端宗教行為保持距離，不允許其乾預現實生活，所謂“敬鬼神而遠之”。這奠定了後世中國的文化基礎。
周滅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後，人祭現象迅速退場，並從人們的記憶和文字記錄中徹底消失。本書在搜索上古文獻的人祭線索時發現，幾乎唯一正麵記載過商代人祭現場的，是周文王創作的《易經》，也就是所謂六十四卦的卦爻辭。
文王周昌曾經在殷都生活，親曆過商王和商人民間的各種人祭儀式—這些都被他寫進了《易經》，不僅有俘虜被屠殺獻祭時的種種慘狀，甚至有祭司穿著紅色祭服的細節。不過，由於某些特殊的考慮，文王保留的記錄非常含糊，隻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解讀出一部分。
當然，在《易經》中，文王最關心的課題是如何滅商。但這是極度危險的，絕對不能言明。《易經》的《坤》卦六三爻曰：“含章可貞。或從王事，無成有終。”據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證，“含章”就是“翦商”二字，所以“含章可貞”的意思是：“翦商之事，可以通過占卜（貞）來預測。”故而，《易經》的內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謀略，也正因此，這部分內容最為隱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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