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
商族來源之謎
黃河水漫流在綠色大平原上,淤積出一片片沙洲,蘆葦蕩宛若迷宮。偶爾有人駕木筏駛入蘆蕩,設下捕魚籠,用骨頭磨製的魚鉤釣起鯰魚和鯉魚。鱷魚在水草間露出頭,發出低沉而有穿透力的鳴叫。古人認為,它們在召喚雷雨。
一大群穿著土黃或暗紅色麻布短衣的外來者,從南方緩緩走近,驅趕著褐色的水牛群,甚至還有幾頭高大的亞洲象。大象已經被馴化,恭敬地服從主人的命令。有些牛馱載著包裹,有些拖曳著吱呀作響的雙輪車。
人們在岸邊紮營,砍下蘆葦捆紮成筏子。水牛、大象卸下了重負,愜意地踱入濕地中。
這是近四千年前的古黃河下遊,傳說中的河伯部落的領地。新來的陌生人是商族,他們聽說黃河北有茂盛的草場和富裕的部族,準備去那裡放牧度夏,並和當地人交易。
陌生之地也意味著危險。商族人和河伯部族雖然已經比較熟悉,但從未涉足過河北的世界。當時的商族首領是王亥,四十歲左右。他決定把家眷和部落婦孺及大象留在河伯領地內,自己帶男丁趕牛群渡河北上。據說,易水河部落盛產美女,王亥期待此行可以發財,甚至獲得豔遇。
這是中國古史中的一段商族往事。而商族的起源,是中國早期文明中最為撲朔迷離的話題。
商王朝建立之前(學者稱之為“先商”),商族人究竟生活在哪裡,是一群什麼樣的人,對此,考古學一直沒有答案。發掘工作隻能顯示,有一群形象模糊、落後的人居然攻滅青銅王朝夏—二裡頭,建立了商朝。
夏都二裡頭被外來者占領後,增加了一些外來樣式的陶器,但難以解釋的是,這些陶器並沒有統一的風格,如前文所述,有的屬於河北和河南兩省交界處的下七垣文化,有的屬於山東地區的嶽石文化。之後,商人新建了兩座城邑—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,但其陶器也分為好多種風格,多樣程度甚至超過被占領後的二裡頭古城。
上古時代,即便是同一種陶器文化內部,通常也存在著眾多部落,彼此互不統屬,甚至不共戴天。而來自不同陶器文化的人群居然共同參與了滅夏和建商,這委實讓人難以理解。
這群滅亡夏朝的所謂商人,到底來自哪裡?通過考古能不能找到他們的聚落?
初看起來,這個問題應當不太困難。比如,夏朝—二裡頭的創建者來自新砦;再如,滅商之前的周族人曾在陝北山地生活(碾子坡遺址),後來又遷到關中的周原,甚至考古工作者還在周原發掘出了周文王起居的宅院。
關於商人在滅夏前的生息之地,學界曾有過兩種猜測。
其一,受王國維及殷墟發掘的啟發,傅斯年提出了“夷夏東西說”,認為夏朝代表晉南和豫西等地的西部文化,它的對手商人是東夷,屬於東方文化,所以傅斯年猜測,位於豫東的商丘古城應當是商族人的興起之地。20世紀末,傅斯年的學術傳人張光直借助美國人類學的資源和影響力,曾經和國內考古學界合作,在以商丘為中心的豫東地區尋找“先商”,但沒有發現任何跡象。
其二,隨著陶器“器型學”成果的積累,有些考古學者認為,夏商易代時,來自河南和河北交界處的陶器文化曾侵入中原,所以應該在下七垣文化裡尋找“先商”。但數十年來,考古工作者並沒能找到任何稍具規模的城邑,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型農業聚落,絲毫看不出有滅夏、建立王朝的氣象。
所以,從考古上,商族在滅夏之前的定居地無影無蹤,攻占夏都二裡頭的人的來源也很複雜。但是,對於這些考古學難以解釋的現象,古人的史書裡卻可能藏著答案。
《詩經》和《史記》裡就有商族始祖起源的傳說,但也難免摻入一些周朝之後增加和改寫的內容。我們先來看比較古老的。
據說,商人始祖是一名叫簡狄的女子,有次在野外洗澡時,她見到玄鳥產下一枚卵,就吞了下去,結果生下兒子契,繁衍出後來的商族。上古時代,常有女子未婚生育的神話,據說這是母係時代“知其母,不知其父”的特征。周族史詩也是如此,他們的女性始祖薑嫄在荒野踩到巨人腳印而懷孕,生下棄(後稷),從而繁衍出周族。
《詩經·商頌·玄鳥》對契降生的描寫是:“天命玄鳥,降而生商。”《詩經·商頌·長發》則是:“有娀方將,帝立子生商。”有娀是簡狄所在的部族,“有娀方將”是有娀氏將要興起之意。玄鳥,喻指上帝(天)和商人之間的獨特媒介,至於是什麼鳥,則有燕子和鳳凰等不同解釋。
契長大後,脫離了母親的有娀氏部族,建立起商族。商之名來源於“商丘”,而這個地名更古老,和代表東方的辰(晨)星之神有關。
據說,上古時代有一位叫高辛氏的半神帝王,他的兩個兒子不和睦,整天打鬥,高辛氏一怒之下把小兒子安頓在了“大夏”(晉南),負責祭祀傍晚的參星;把大兒子安頓在了商丘,負責祭祀黎明的辰星,由此,辰星也被叫作商星。傳說的結尾,諸神已經離開大地,契開始定居在商丘,他的部族也獲得了“商”之名。
昔高辛氏有二子,伯曰閼伯,季曰實沈,居於曠林,不相能也,日尋乾戈,以相征討。後帝不臧,遷閼伯於商丘,主辰。商人是因,故辰為商星。遷實沈於大夏,主參,唐人是因,以服事夏、商。(《左傳·昭公元年》)
杜甫詩雲:“人生不相見,動如參與商。”商星都是黎明時在東方出現,參星總是黃昏時在西方出現,永遠一東一西,所以人生分離難聚也被稱為“參商”。
春秋的貴族還說,宋國是辰星之族的故地,所謂:“宋,大辰之虛也。”(《左傳·昭公十七年》)宋國的都城在商丘,而宋人是商人後裔,可見,從王朝興起之前到滅亡之後,商丘一直和商人有緣。從神話傳說時代到春秋再到今天,中國唯一沒有變過的地名,可能就是商丘了。
先商的始祖譜係從契開始,到滅夏的武王成湯(甲骨文中的“天乙”),一共有過十四代首領,共經曆八次遷徙:“成湯,自契至湯八遷。湯始居亳,從先王居,作帝誥。”(《史記·殷本紀》)也就是說,平均不到兩代人就要遷徙一次。
當然,上古先民的史事都是靠口耳相傳,會經曆很多簡化。從契到成湯很可能不止十四位首領,也可能不止遷徙八次,但先商族人曾經頻繁遷徙,這一點應當是成立的。
關於商族早期的遷徙範圍,史書記載很少,而且往往超出後人的理解能力。比如商人史詩《詩經·長發》提到,商族第三代首領相土功業卓著,曾經到海外大有斬獲:“相土烈烈,海外有截。”
從河南商丘一帶去往黃海,需要橫穿江蘇省,然後還要在海濱造船筏。相土時代的商族,規模還很小,難以解釋他們為何要進行這種遠征,而且,如果不是在海濱長期生活,熟悉航海規律,也不可能從事航海活動。
另一種可能是,商丘處在溝通淮河和黃河(濟水)的水係中間,從這裡乘上舟筏,向北可以進入濟水和渤海灣,向南可以進入淮河和黃海。也許商族人曾經借助河網水係航行,搶劫過一些濱海人群的聚落。
關於相土還有一個傳說,說他“作乘馬”(《世本·作篇》),意思是發明馬拉的車。這應當是後人虛構的,在夏代和商代前期的考古中,迄今尚未發現有馴化的家馬和馬拉車。
但在商人輾轉遷徙的曆程中,明顯的趨勢是向北方移動。古史記載,在夏朝前期,商族第六代先君冥淹死在了水裡:“冥勤其官而水死。”看來他們還在過著舟筏漂泊的生活。冥的兒子是王亥,他曾帶領族人趕著牛群北渡黃河,借用河伯部落和有易部落的領地牧牛—有易可能是易水流域,也就是說已經進入河北省中部。
史載,王亥生活不檢點,曾和兄弟一起在有易部落淫亂(可能勾引了當地酋長家的女子),結果自己和兄弟被殺死,牛群也被有易氏占有。王亥的兒子上甲微繼承族長(第八代)後,向河伯部落請求援軍,終於攻滅了有易氏,奪回了牛群。
有人曰王亥,兩手操鳥,方食其頭。王亥讬於有易、河伯仆牛。有易殺王亥,取仆牛。(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)
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,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。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河伯以伐有易,滅之,遂殺其君緜臣也。(郭璞注引《竹書紀年》)
王亥遇害這段,在楚辭《天問》中也出現過。從文獻的記載看,上甲微帶族人複仇之後,並沒有占據有易氏的地盤定居下來,而是繼續漫遊。
對商族來說,王亥遇難和上甲微複仇是生死攸關的事件,也是商族曆史上的重要分水嶺。
在殷墟甲骨卜辭中,後世商王稱王亥為“高祖王亥”,經常單獨祭祀他;而上甲微多是和之後的曆代先君、先王一起接受祭祀,卜辭寫作“自上甲”或者“自上甲至(某先王)”。
至於河伯,甲骨卜辭裡給他的獻祭也很多,有時還稱為“高祖河”,也把他納入了曆代先君的譜係。有時,商王會聯合祭祀河(河伯)、王亥和上甲微。比如,某個五月的祭祀裡,給這三位先君一起奉獻的祭品是:“燎於河、王亥、上甲十牛,卯十羊。五月。”(《合集》1182)意思是焚燒(燎)十頭牛,剖開十頭羊。商王還會占問:“王亥、上甲即宗於河?”意思是,王亥、上甲微會進入河伯的宗廟嗎?
商末,周文王研究《易經》占算方式時,王亥事件也被他作為重要事例收入卦爻辭推演之中:
喪羊於易,無悔。(《易經·大壯》六五爻辭)
喪牛於易,凶。(《易經·旅》上九爻辭)
但史書中並沒有王亥牧羊的記載。周族人原本在西部高地放牧羊和黃牛,所以,周文王可能是用自己熟悉的生活來想象王亥時代,錯誤地增加了一條“喪羊於易”:羊不適應潮濕環境,不適合王亥時代的商族人。這也說明,《易經》卦爻辭中的商代史事並不完全可信,周文王可能會基於西土周人的環境錯誤地理解商人曆史。
先商族屬於上古時代特殊的“遊牧族”,流動性很強,以牧牛為主,而聯係其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竟還可以北渡黃河,說明放牧的是水牛,而非黃牛。
在殷墟甲骨卜辭中,商族始祖契被寫作“兕”,意為水牛,字形是一個人頭頂水牛角。看來,他們從一開始就和水牛有緣。商族人當初生活的地方偏南,有較多水牛,不僅畜牧業收益頗豐,而且牛群也賦予商族人以機動性,可以活躍在潮濕的大平原,遷往更遠的地方。
再結合考古,商族人也是一直和水牛分不開的。在夏代的二裡頭遺址,隻發現過黃牛的骨骼。而到商族人滅夏之初,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遺址則既有黃牛,也有水牛的骨骼—水牛很可能就是商族人帶來的。到商代中期,石家莊市郊的槁城台西商人遺址也有完整的水牛骨架祭祀坑。這是夏商以來水牛分布的最北邊界。此外,安陽殷墟遺址也大量出土有水牛骨。當然,現在的石家莊、安陽和鄭州都已經不適合水牛生存了。
遊牧和農耕需要的環境很不一樣。三千年以來,遊牧地區多是較乾旱、氣溫低,不適合農業種植的地域;但在夏商,情況恰好相反,當時氣候比現代濕熱,平原地區大多是濕地沼澤,反而不適合人類居住和活動。大禹和夏人的濕地改造隻是局部的,還不能改變黃河下遊的整體麵貌。在這種背景下,借助水牛群,商族人恰好可以活躍在黃河下遊的大平原和濕地。
古書還記載是王亥發明了用牛拉車:“胲作服牛。”(《世本·作篇》)結合考古來看,夏都二裡頭已經有了人力推拉的兩輪車,用牛來拉兩輪車也屬順理成章,畢竟牛車速度比馬車慢得多,對車輛的製造工藝要求較低,王亥時代的商族人完全有可能勝任。這樣,水牛群可以穿行於泥沼濕地,牛拉雙輪車可以在旱地陸路從事運輸,商族人由此獲得了“兩棲”行動能力。
除了畜牧業,商族人此時可能還從事貿易,這是流動性強的部族天然具有的特長。雖然沒有直接的文獻材料,但有些間接證據,比如,周公在商朝滅亡之初談到有些商族人的生計方式時,就曾經說他們牽著牛車到遠方貿易掙錢孝敬父母:“肇牽車牛,遠服賈,用孝養厥父母。”(《尚書·酒誥》)
商朝滅亡後,很多商族人從事的便是貿易行業,所以,在部族、王朝之名外,“商”還衍變為行業、職業之名,結果,本來代表貿易的“賈”字被“商”所取代。
在早期商族的畜牧遷徙和商貿生活中,也可能有一些農業經濟。上古時期還欠缺農田施肥技術,往往因肥力耗儘而需要休耕或輪耕,因此,商族可能會在一處新定居地停留數年或數十年,利用周邊草場放牧,同時開發一些農田,所以有學者推測,商人過的是“遊耕”生活。
先商族活動的地域,主要在黃河下遊以及黃河南流入淮的流域範圍內(秦漢時期的“鴻溝”水係),是一條南北狹長的濕地“走廊”。張光直已經注意到,在漫長的新石器時代,溝通黃河與淮河的狹長地帶(近代所謂“黃泛區”)屬於難以開發的濕地,一直少有聚落遺址,所以豫西和山東的新石器文化一直存在涇渭分明的區別。而商族出世不久就已成為這片蠻荒濕地上的活躍因素。
這一地帶的北端是下七垣文化和輝衛文化範圍,向西是夏人的二裡頭文化,向東是山東的嶽石文化。因頻繁遷徙,商族人很難留下定居城邑遺址,但也使他們有機會見識各地的族群以及夏王朝。
繁榮的夏王朝需要東方物產,特別是海產品,而夏朝的產品,特別是一些小件銅器,如刀和錐等,則可以銷往東方。雖然夏朝嚴密保守青銅技術,但這類小件商品的流出應該難以完全阻止。而且,商族人很可能就是在經營貿易的過程中發現夏朝有機可乘,與下七垣、嶽石文化中的一些族群建立起緊密聯係,逐漸形成了同盟勢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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