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 重逢(5640字)

五月十二號，周二，下午三點多。那天沒下雨。天是陰的，雲壓得很低，壓在梧桐樹頂上。書店裡隻有兩個客人，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蹲在詩歌區，一本一本地抽出來看扉頁；另一個是常來的退休老先生，坐在靠窗的藤椅上，捧著一本地方誌，看一會兒，打一會兒瞌睡。知夏在收銀台後麵核對上個月的進貨單。小滿在旁邊拆一箱新到的書，裁紙刀劃過膠帶，嘶啦一聲，又一聲。門上的銅鈴響了。她沒抬頭，照例說了一句“歡迎光臨”。說完了，才覺出不對。進來的人沒有往書架那邊走，就站在門口，站著不動。她抬起頭。他比記憶裡黑了很多，是那種被海風和太陽一年一年曬進去的黑，從額頭一直到脖子。頭發長了，在腦後隨便紮了一個短短的揪，有幾縷沒紮住，垂在耳邊。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亞麻襯衫，袖子卷到手肘，肩上挎著一隻舊帆布相機包，包帶磨出了毛邊。他看著她，嘴角慢慢地翹起來，翹得有點歪，左邊比右邊高一點。十二年了。他笑起來還是這樣。“林知夏。”他說。聲音也沒變，還是那種慢悠悠的調子，說一個字停半拍。她手裡的筆停在進貨單上，洇出一個小小的墨點。她沒接話。右手先於腦子動了，抬起來，把耳邊的頭發往後攏了攏，攏到耳朵後麵，指尖碰到了那一縷從來別不住的卷發。這個動作她做完了才意識到。她把手放下來，放在收銀台上，壓住那張進貨單。“沈既白。”她說。小滿在旁邊看看她，又看看門口那個人，裁紙刀停在半空。“我聽說你開了家書店，”他往裡走了兩步，四下看了看，書架，藤椅，牆上那排版畫，窗台上的綠蘿，“找了好久。原來叫梅雨。”“你怎麼知道是我的？”“除了你，誰會給書店起這種名字。一聽就是你。”他走到收銀台前麵，隔著台子看她。離得近了，她看見他眼角多了幾道細紋，笑的時候擠在一起，不笑的時候也淺淺地留著。“我回來了，”他說，“想辦個展。回國第一場。”他頓了一下，目光往右邊那麵牆上掃過去，又落回她臉上，“想借你的牆。”小滿放下裁紙刀，抱起拆了一半的書箱，小聲說：“林姐，我去倉庫理一下貨。”說完一溜煙進了裡間，門帶上了。店裡靜下來。詩歌區那個女孩翻書的聲音很響。藤椅上的老先生打了個呼嚕，又醒了。“借牆要付租金的。”他笑出了聲。那天他們聊了一個半小時。起先是站著，在收銀台兩邊。後來客人走了，老先生也走了，她從收銀台後麵走出來，兩個人就站在書架之間，一個靠著小說區，一個靠著藝術區。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攝影集，翻了兩頁，又插回去，插歪了，她伸手替他扶正。他講他這十幾年。畢業那年夏天走的，先去了霧港一個工作室當助理，扛三腳架，衝膠卷，給人打了兩年雜。後來自己出來拍，去了極北島，在一個漁村裡住了一整個冬天，天黑得隻剩四個鐘頭，他就拍那四個鐘頭。又去了斜陽港，拍電車，拍晾在窗外的床單，拍坐在台階上抽煙的老頭。在北雪島拍過雪，在北峽那邊拍過峽灣，在霧羊群島被一場暴雨困了九天，沒東西吃，跟房東家的狗分一塊麵包。“拍得最多的還是雨，哪兒的雨都拍。拍來拍去，發現最好看的雨還是梅城的。黏糊糊的，下不乾淨，人一出門就濕一半。”“那你還走那麼遠。”“走遠了才知道。”他講話的時候手一直在動，比劃著光是從哪兒來的，海是什麼顏色的，那條狗多瘦。她靠在書架上聽，一開始是抱著胳膊的，聽著聽著，胳膊不知道什麼時候放下來了，一隻手搭在書架的橫板上，手指在上麵敲著。“你呢？”他問，“這些年。”“開了個店。結了婚。”說完她自己也停住了。七個字。他那邊是極北島和斜陽港，還有一條瘦狗，她這邊是一家店，一個丈夫。沒了。他看著她，等她往下說。她沒往下說。“結婚了啊，”他說，聲音很平，“他對你好嗎？”“好，挺好的。”“那就好。”他又抽出一本書，這回是一本舊版的《雪國》，書脊都翻軟了。他翻開，看了一眼扉頁上的鉛筆價簽，笑了：“還在讀這個？”“店裡的書，不是我的。”“你以前說，駒子不可憐。”她怔住了。那是她大二時說的話，在她住的那棟樓底下的長椅上，他問她看完了覺得怎麼樣，她說了那一句。後來，七年前，在一場讀書會上，她又說了一遍，說給一屋子陌生人聽，其中一個人後來成了她丈夫。她以為隻有那一屋子人記得。“你還記得。”“記得。”他把書插回去，這回插正了，“你說她不是可憐，是太用力了。我當時沒聽懂，後來在極北島那個冬天，天天對著黑，有一天就懂了。”她沒問他懂了什麼。她發現自己在笑。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，她說不準，可能是他講那條狗的時候，可能是他說梅城的雨黏糊糊的時候。嘴角往上翹著，她自己感覺得到，往下壓也壓不住。她試著抿了一下嘴，沒用，過了幾秒，又翹回去了。臉都有點酸了。這幾塊肉，她好些年沒用過。那張進貨單後來找不著了。晚上對賬，上個月的數差了一頁，她把收銀台底下、抽屜、廢紙簍都翻了一遍，沒有。他走以後那一陣她乾了什麼，她想不太起來，隻記得自己站在收銀台後麵數一摞書簽，數了兩遍，兩遍不一樣，第三遍數到一半，有客人來結賬，就沒再數。那一頁賬，她最後是照著供貨商發來的單子重抄的，抄完了也沒再對。她是大一那年認識沈既白的。他比她高一屆，讀的是新聞，整天背著一台二手的膠片機到處晃。她第一次見他，是在中文係樓頂的天台上。那天她一個人上去看書，推開鐵門，看見一個男生蹲在天台的水泥邊沿上，半個身子探出去，舉著相機對著樓下拍。她嚇得叫了一聲，他回過頭來，衝她笑，說別怕，我平衡感好。後來那個天台就成了他們兩個人的地方。那時候的她不是現在這樣的。那時候她穿紅裙子，一條正紅色的連衣裙，裙擺很大，是她用第一筆獎學金買的，穿上去轉一圈，裙擺能飛起來。她會在雨後的草坪上脫了鞋光著腳跑，跑得滿腿是泥，一邊跑一邊大聲笑，笑得一片草坪上的人都回頭看。她會在半夜兩點跟他爬上天台，兩個人分一袋花生米、兩罐汽水，聊到天邊發白，聊什麼都忘了，隻記得那時候覺得天亮得太快。她跟他吵架，嗓門比他大，吵完了又是她先去找他。他拍她，她衝鏡頭做鬼臉，搶過相機反過來拍他。她敢說：“我想要。”，也敢說：“你過來。”那是她二十歲、二十一歲的時候。她大三那年的夏至，他大四，快畢業了。那天傍晚下了一場雨，他們在她住的那棟樓底下的梧桐樹下躲雨，躲著躲著，他吻了她。不是第一次吻，可那一次不一樣，那一次兩個人都知道再往下會發生什麼。她靠在梧桐樹乾上，樹皮硌著後背，雨從葉子縫裡漏下來，滴在她臉上，滴在他手背上。關樓門前十分鐘，看門阿姨的手電筒從樓門口掃過來，一道白光，照在他們身上。兩個人同時把手縮了回去。看門阿姨在那頭喊：“幾點了還不回來！”她紅著臉要跑，他把那把撐開的傘塞進她手裡，自己淋著雨走了。那就是最後一次了。一個月後他拿到了霧港的工作室邀約，走了。走的那天下雨，她去送他，兩個人在機場大巴的站台上站了半天，誰也沒說留，誰也沒說等。她把那天晚上他借給她的那把傘還給了他，他接過去，撐開，又合上，什麼也沒說，上了車。後來她把那條紅裙子疊好，連同天台上那張照片和他寫的幾張字條，還有他留下的一卷膠卷，一起裝進一個舊鞋盒裡，用膠帶封了一圈又一圈。她媽是圖書館員，一輩子跟書和卡片打交道，說話很輕，做事很穩。她畢業回家那年，她媽看著她，說了一句話：“女孩子要穩當。”她沒頂嘴。她媽說得也沒錯。光腳在草坪上跑，半夜爬天台，穿紅裙子轉圈，這些事後來想起來她臉都發燙。太用力了，跟駒子一樣。後來她就穩當了。她剪短了頭發，換了衣櫃裡所有的衣服，米白，淺灰，扣子扣到最上麵一顆。她在一家出版社做了幾年編輯。二十六歲那年春天，她在一場讀書會上遇見一個話很少的男人，他看起來很穩，穩得像一根梁。九個月後，她嫁給了他。婚後第二年，她辭了職，開了這家書店。婚禮那天，她媽幫她整理頭紗，手指在她鬢角停了一下，輕聲說：“這回好了，你穩當了。”她媽很少笑，那天笑了，笑得眼角都是紋。她看著鏡子裡穿婚紗的自己，也笑了，嘴角提到該提的地方。她沒往下想。那個鞋盒，她搬家的時候親手塞到了新家衣櫃的最頂上，前麵擋了兩床被子。六年多，她一次都沒有拿下來過。接下來的三個禮拜，他們見了很多次。每一次都有理由。選片，他帶了一大箱樣片來，攤在書店裡間的長桌上，兩個人一張一張地挑，挑到天黑。量牆，他拿著卷尺在那麵牆上比來比去，讓她站在對麵看，問她這個高度行不行，那個間距行不行。定海報，改展簽，算燈光，聯係裝裱廠。選片那天出了一件事。那是一個周四的晚上，小滿已經走了，裡間的長桌上鋪滿了樣片，一張壓著一張。她在一遝漁港的照片底下，摸到一張小一點的，邊角已經卷了，顏色也舊了，發黃，是那種老膠片衝出來的顆粒。照片上是一個女孩，站在一個天台的水泥邊沿上，背後是灰藍色的天。她穿著一條正紅色的裙子，裙擺被風吹得鼓起來，一隻手按著裙子，另一隻手伸向鏡頭，像是要去搶那台相機。她張著嘴在笑，笑得眼睛都眯起來了，頭發亂糟糟地糊了半張臉。她拿著那張照片，拇指壓著卷起來的那個角。他在對麵整理燈光圖，抬頭看了一眼，看見她手裡的東西，手上停了停。“怎麼混進去了。”他說，伸手要拿回去。她沒給。她把照片翻過來，背麵是他的字，鉛筆，很潦草：天台，五月，她說要搶我的相機。“這張不展。這張是我的。”“這是我。”“是你。”他看著她，“可它是我的。”她把照片放回桌上，推到他那邊。他拿起來，夾進了自己隨身的一個筆記本裡，什麼都沒再說。那天晚上剩下的時間，兩個人都很安靜，一張一張地挑漁港和雨，誰都沒有再提那個天台。回家的地鐵上，她靠著車門，看著玻璃裡自己的臉。米白襯衫，扣子扣到最上麵一顆，頭發梳得一絲不亂。她想起照片裡那個張著嘴笑的女孩，想不起來自己最後一次那樣笑，是哪一年了。他們也通電話。有時候是白天，有時候是晚上。說的都是展的事，說完了，有時候電話不掛，兩邊都安靜一會兒，聽著對方那邊的聲音，他那邊是工作室裡排風扇在轉，她這邊是書店的除濕機在嗡嗡響。然後她說：“那就這樣。”他說：“好。”掛了。有一次是夜裡十一點多，周敘已經睡了。她在陽台上接的，壓著聲音。他說展簽的英文他改了三遍還是不滿意，念給她聽。她聽著，糾正了一個介詞，他說：“還是你行。”然後兩邊都不說話了。樓下有一輛電動車駛過，車燈掃過來，又掃走了。“你現在，”他說，“還會光腳跑嗎？”她握著手機，看著樓下濕漉漉的路麵，過了好一會兒，說：“早不跑了。”“可惜。”她沒問他可惜什麼。她說太晚了，掛了吧。每一次掛了電話，她都對自己說：“這是工作。”他借牆，她出牆，一樁生意。老同學幫個忙，正常。她結婚了，他知道，她說了：“很好。”他說了：“那就好。”這些話她在心裡過了很多遍。過完一遍，過一陣又得再過一遍。有一天晚上，周敘在客廳看球，她在臥室裡疊衣服，手機亮了，是他發來的一張照片，沒有字。照片上是那麵牆，傍晚的光從書店的窗戶斜進來，在白牆上切出一塊金色的梯形。她看了好一會兒，回：“好看。”她把手機扣在床上，接著疊衣服。疊了兩件，又拿起來，又看了一遍。六月二號，周二。早上出門的時候天還是陰的，她站在玄關換鞋，看了一眼鞋櫃邊掛鉤上那把淺灰色的折疊傘，想著天氣預報說傍晚才下，伸手去拿，手機響了，是小滿說裝裱廠的車提前到了。她一邊接電話一邊出了門，傘還掛在掛鉤上。裝裱好的畫框是下午送到的，十幾個，大大小小，用牛皮紙和氣泡膜包著。沈既白跟著車來，兩個人在書店裡拆，一個一個地拆開，檢查，在背麵貼標簽。他拿鉛筆在每一張標簽的最底下寫一個“沈”字，寫得很潦草，最後一筆往外一飄。“你寫字還是這樣。”她說。“改不了了。”小滿七點半走了。他們又弄了一個鐘頭，把所有畫框靠牆碼好，用牛皮紙隔開。八點半，她鎖了店門，兩個人站在門口的屋簷下。雨是那時候下起來的。先是幾滴，砸在門口的台階上，砸出銅錢大的深色圓點。然後就密了，細的，斜的，沒有聲音，一下子把整條街都罩住了。梧桐葉子嘩嘩地響，路燈底下一團一團的白霧。入梅了。她想。新聞裡說過，今年入梅早。“你傘呢？”“忘家裡了。”他從門口的傘桶裡抽出自己來時帶的那把傘，遞給她。黑色的長柄傘，傘骨很粗，木頭手柄，彎鉤的地方磨得發亮。她看著那把傘，沒有接。“拿著，我車就停在路口，用不著。”“那你呢——”“下次見麵再還。”他把傘柄塞進她手裡，手指碰到她的手指，涼的，一碰就鬆開了。他把相機包往頭上一頂，衝進了雨裡，跑了幾步，回過頭來，衝她笑了一下，左邊嘴角比右邊高。然後他拐過路口，不見了。她站在屋簷下，手裡握著那把傘。木柄是溫的，帶著他手心的溫度。她低下頭，看見彎鉤內側有幾道細細的劃痕，被磨得幾乎平了，可她認得。那是很多年前，她用鑰匙尖刻上去的，一個歪歪扭扭的“夏”字。那天他說這傘是他的，她說那我刻個字，就是我的了。傘柄在她手裡磕著搭扣，嗒嗒地響。她走到街角，站在一家便利店的雨棚底下，旁邊就是一盞路燈。她解開搭扣，把傘撐開了。傘麵在頭頂張開，雨落在雨棚上，劈劈啪啪地響。路燈的光透過黑色的傘布，變成一種很暗的、發紅的顏色。她抬起頭，看見傘麵裡側，靠近傘骨的地方，有一行字。馬克筆寫的，褪色了，邊緣被雨水和年月洇開，變成一片模糊的灰，可是每一個字都還認得出來。她認得那個筆跡。最後一筆往外飄。她在那個雨棚底下站了一刻鐘。雨棚滴下來的水在她腳邊連成一條線。她看著那行字，一個字一個字地看，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看得眼睛發酸。他留著這把傘。霧港，極北島，斜陽港，拖著這麼一把又粗又沉的傘走了十二年，今天又塞回她手裡。她把傘合上了。搭扣扣好，扣得很緊，很整齊。她把傘攥在手裡，攥得指節發白，走進了雨裡。從書店到地鐵站，八百米。她沒有再把傘打開。雨落在她的頭發上，落在她的右肩上，那件米白色的襯衫一點點濕透，貼在皮膚上，涼的。她把傘護在左邊，貼著身子，不讓它沾太多的雨。包裡的手機震了一次，又震了一次，她知道是周敘，她沒有接。她走得很慢。可是一直走到地鐵站，走下台階，站在亮得刺眼的燈底下，看著玻璃門上映出來的那個頭發濕了一半的女人，她發現自己還在笑。那個笑是歪的。左邊比右邊高一點。她回到家的時候，是九點過五分。周敘站在玄關看著她，問她：“沒帶傘？”她說：“帶了，忘在店裡了。”她又說：“這把是借的。”下一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