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 七年(5636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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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知夏是在一場讀書會上認識的。那是七年前的春天,三月底,還有點倒春寒。老顧那時候剛離婚,周末沒地方去,不知道從哪兒找到一個讀書會,在安瀾寺後麵一棟老洋房的二樓,每兩周一次,讀一本書,喝一壺茶,聊兩個鐘頭。他說一個人去太像相親,硬拉著我一起。我那年二十九歲,剛評上工程師,每天對著圖紙和計算書,一年讀不完兩本閒書。老顧跟我說,那期讀的是川端康成的《雪國》,我前一天晚上在網上找了個電子版,看到第三十頁就睡著了。去的人不多,十來個,圍著一張長條桌坐。木地板踩上去吱吱響,窗台上擺著一盆半死不活的綠蘿,屋裡有一股舊書和茉莉花茶混在一起的氣味。主持的是個戴圓眼鏡的中年男人,講話很慢,每句話都像要從書裡引一段才肯說完。她坐在最靠牆的角落,離窗戶最遠,離門也最遠。一件米白色的高領毛衣,袖口有點長,蓋住了半個手背,兩隻手捧著一隻白瓷茶杯,一直沒放下。頭發那時候比現在短,剛過肩,用一個黑色的發夾別在耳後。我注意到她,是因為整個下午,她幾乎沒說話。別人輪流發言,有人講物哀,有個戴眼鏡的講了半天島村的虛無。有個穿格子襯衫的小夥子講了整整十分鐘,從川端講到三島由紀夫,又講到太宰治,講得滿臉通紅。她就坐在角落裡聽,偶爾低頭喝一口茶,偶爾把耳邊的頭發往後攏一攏。快結束的時候,主持人點了她的名:“知夏,你一直沒說話,你怎麼看駒子?”她抬起頭,眉毛動了一下,想了幾秒鐘。“大家都說駒子可憐,”她說,“我覺得駒子不是可憐,是太用力了。”老顧在我旁邊把茶杯放下了。“她明明知道島村……留不住的嘛,還是整個人撲上去。練三味線,記日記,看過的小說一本一本記下來……就是太用力了。看著都替她累。”她說完,好像覺得說多了,低下頭,又補了半句,“反正……不可憐。”然後她就不說了。那一下午,她一共隻說了三句話,除了這一段,另外兩句是“謝謝”和“我先走了”。她說的什麼,我當時沒太聽懂,《雪國》我才看了三十頁。我就記住兩樣。一樣是她說到“用力”的時候,捧杯子的手指頭捏緊了一下。一樣是她低頭的時候,發夾沒別住,右耳後麵翹出來一縷頭發,是卷的,跟別的頭發不一樣,天生的小卷。散場的時候下雨了。她站在洋房門口,從帆布包裡拿出一把淺藍色的折疊傘,撐開,走進了雨裡。淺藍的,我一直這麼記著。結婚以後有一回跟她提起,她想了想,說她那時候沒有淺藍的傘,那天是淋著走到地鐵站的。我說我明明看見了,她笑了笑,沒跟我爭。那天到底有沒有傘,後來誰也沒再提。我站在台階上看著她的背影,老顧在我身後說:“看什麼呢,追啊。”我沒追。我隻是在第二次讀書會的時候,又去了,坐在了離她近一點的位置。後來的事情很順利,順利得幾乎沒有什麼可講的。我們加了微信,約了幾次飯,看了兩場電影。她話少,我話也不多,兩個人坐在一起,常常半天沒有一句話,卻不覺得尷尬。她不問我的收入,不問我的房子,不問我以前談過幾個女朋友。我也不問她的。有一次我問她,為什麼願意跟我出來,她想了想說:“你看起來很穩。”求婚是在那年十月,也沒有什麼儀式。那天我們看完一場電影,從影院出來,外麵下著小雨,我送她回她租的房子。車停在她樓下,雨刮器左一下右一下地刮著擋風玻璃,她解開安全帶,手放在車門上,說:“那我上去了。”我說:“我們結婚吧。”話一出口我自己都嚇一跳。戒指還沒買,我原來打算等她生日,訂個館子再說。那天也不知道怎麼了,車裡就剩雨刮器在響,嘴比腦子快。她的手停在車門把手上,沒有動。雨刮器來回刮了好幾下。然後她轉過頭來,看著我,問了一句:“你會一直這樣嗎?”“哪樣?”她想了想,說:“就是穩當。”我說會。我說我這個人沒什麼優點,就是穩,一輩子都會這樣。“那好。”就這兩個字。沒哭,也沒撲過來,點了下頭,推開車門撐傘上樓了。我在車裡坐了快半個鐘頭,等她那扇窗的燈亮了才走,回去路上闖了個黃燈,被拍了,扣三分。我那時候以為她問的是我會不會對她好。後來回頭想,好像不全是。她問的是我會不會走。我說不會。至於她自己會不會走,她沒問,我也沒想起來問。那年冬天我們就結婚了。從認識到領證,九個月。我媽說太快了,後來見了知夏一麵,又說不快,這樣的姑娘,早定下來早安心。婚禮辦得很簡單,兩家人加上幾個朋友,三桌。許棠做伴娘,一圈敬下來自己先哭了,抱著知夏說了半天的話。知夏舉的是一杯熱茶,敬到每一桌都說一樣的話,“謝謝您來”,笑得很得體,嘴角一直沒放下來。結婚以後,日子過得很妥帖。這是我媽的詞。她每次打電話來,問起我們,最後總要落到這兩個字上。“你們倆啊,妥帖。”“知夏這孩子,懂事。”我也覺得妥帖。知夏每天早上六點四十起床,比鬨鐘還準。她起床的時候動作很輕,被子掀開一個角,人滑出去,再把被角掖回來,我常常要到她在廚房裡開了水龍頭才知道她已經起了。她穿平底鞋,一年四季都是,鞋櫃裡一排,黑的和米色的居多,一樣的款式買好幾雙。她穿棉麻的襯衫和直筒長褲,襯衫的扣子永遠扣到最上麵一顆,夏天也是。有一年三十七度,我說你把領口解開一顆吧,看著都熱,她摸了摸領子,說習慣了。她不化濃妝,不抽煙,十點前準睡。脾氣也好,七年裡我們正經吵過的架就一回,是為了我媽要不要來家裡住一個月,最後也是她先讓了,說:“你媽一個人,來吧。”她接吻的時候,會把臉側開一點。也沒躲什麼,大概嫌兩個人鼻子撞到一塊兒,慣了。我起初當她害羞,後來也就習慣了。她睡覺穿長款的棉睡衣,領口包到鎖骨,下擺裹到腳踝。夏天換成薄一點的,款式不變。我們的晚上大多是這樣過的。吃完飯,我洗碗,她擦桌子,然後各自占沙發的一頭。她看書,腿收在身子底下,書攤在膝蓋上,半天翻一頁;我抱著筆記本電腦看圖紙,或者看一場沒有聲音的球賽。電視開著,音量調到最小,隻是為了屋裡有一點動靜。九點半她起身去洗澡,十點上床,十點一刻關掉她那邊的台燈。有時候一整晚,我們說的話加起來不超過十句。“明天下雨。”“嗯,帶傘。”“周末回你媽那兒嗎?”“看她吧。”“熱水器好像有點問題。”“我周六叫人來看。”我覺得挺好。倆人不說話也待得住,這個不容易。我爸媽過了四十年,在一個屋裡待不過半個鐘頭就要拌嘴。老顧離婚的時候跟我說,他跟前妻最後那兩年,一張嘴就是吵,他羨慕我。我聽了心裡是有點得意的。我們之間那件事,一個月一兩次,通常在周五,通常是我先開口。她從不拒絕,也從不主動。她隻有一個要求。“關燈吧。”第一次她就是這麼說的。新婚那天夜裡,我伸手去摸她睡衣的扣子,她按住我的手,輕聲說:“關燈吧。”我關了。後來的每一次,她都會說這三個字,有時候說得幾乎聽不見,有時候不說,自己伸手去摸床頭的開關。臥室的窗簾要拉嚴,一絲光都不能漏進來。開著燈看她,我一次都沒有過。七年。當時真沒覺得有什麼。有的女人就這樣,怕羞,我是這麼想的。跟那雙平底鞋、那顆扣到頂的扣子一樣,她就是這麼個人,我娶的也就是這麼個人。隻有一件事,我一直記得,卻從來沒往心裡去。搬進這套房子的那天,她的東西很少,書和衣服加起來沒幾箱,另外就是一個舊台燈。所有的箱子都是她自己封的,用透明膠帶纏了一圈又一圈,每一箱上麵用記號筆寫著裡麵裝的什麼,“冬衣”,“小說”,“雜物”,字很工整。隻有一箱沒寫字。是一個舊的鞋盒,比別的箱子小,用膠帶封得死死的,四個角都纏了好幾層。她沒讓搬家師傅碰,自己抱上樓,自己搬了椅子,踮著腳把它塞到了臥室衣櫃的最頂上,推到最裡麵,前麵又擋上兩床冬天的被子。我問她那裡麵是什麼。“大學時候的東西。沒什麼用了,又舍不得扔。”這六年多,那個盒子她一次都沒拿下來過。我換季的時候去頂上拿被子,偶爾會看見它的一個角,灰撲撲的,膠帶都發黃了。我沒想過要打開。她的東西,我不碰。結婚第四年開始,我媽打電話的時候,話題慢慢多了一樣。“你們什麼時候要個孩子?”我把手機開了免提,放在餐桌上。知夏在一邊剝毛豆,聽見這句,手停了一下,又接著剝。“媽,不急。”我說。“怎麼不急,你都三十六了。知夏也三十出頭了,再拖,以後就難了。”我媽一口澄江話,糯是糯,壓人,“知夏,你說呢?”知夏放下手裡的毛豆,湊近手機,笑著說:“媽,再等等吧,店裡這兩年剛穩住。”“好好好,你們自己有數。”我媽說,“知夏這孩子懂事,我放心。”掛了電話,知夏繼續剝毛豆,一顆一顆地掉進白瓷碗裡,聲音很脆。我問她,你真想再等等,還是不想要?她沒抬頭,說:“再等等。”我就沒再問。這樣的電話後來又來過很多次,每一次都差不多,我媽問,知夏說再等等,我媽說懂事。梅雨前那個冬天,我媽又提,知夏照舊說再等等,掛了電話,她一個人在陽台上站了好一陣。我端了杯熱水出去,她接過來,沒喝,捧在手裡,看著樓下。“冷不冷?”我問。“不冷。”我站在她旁邊,陪她看了一會兒。樓下有個小孩在騎自行車,摔倒了,自己爬起來,又騎。她一直盯著那個小孩。我以為她在想孩子的事。現在想想,未必。入梅後第三天,周四,我下班早,去書店接她。書店叫“梅雨”,在一條梧桐很密的小馬路上,兩開間的門麵,原來是一家裁縫鋪。名字是知夏起的,開張那天我問她為什麼叫這個,她說梅城一年裡最好的季節就是梅雨,什麼都慢下來,人隻能待在屋裡看書。我說梅雨天潮,書容易發黴。她笑了,說那就多開除濕機。店裡開了兩台除濕機,嗡嗡地響,還是潮。門口的傘桶裡插著幾把客人的傘,滴下來的水在瓷磚上積了一圈。我推門進去,門上的銅鈴響了一聲。小滿在收銀台後麵整理當天的單據,看見我,揚起手:“周哥來啦!林姐在裡頭。”小滿當時二十四歲,從中文係畢業剛一年,跟知夏一個係出來的,來店裡一年,嘴快,熱心,跟誰都能聊。她衝著裡間喊了一聲:“林姐,周哥來接你啦。”又轉過來跟我說:“周哥你坐會兒,林姐在跟印刷廠對海報。”我沒坐。小滿從收銀台底下摸出一個紙杯,給我倒了杯涼白開,說:“周哥你看這除濕機,一天倒三桶水,林姐說再買一台,我說買了也白搭,這房子是老房子,牆根自己往外冒水。”“牆根返潮,防潮層沒做好。”我說,“你們這種老房子,當年都是油氈的,早爛了。”小滿“哦”了一聲,沒聽懂,低頭接著理單據。我端著杯子在店裡轉了轉。店裡變了樣子。進門右手那麵牆,原來掛著一排本地插畫師的版畫,現在全取下來了,牆麵刷過一遍,白得發亮,還能聞到一點沒散乾淨的乳膠漆味。牆腳碼著一排裝裱好的畫框,十幾個,大小不一,背麵朝外,靠在牆上,用牛皮紙隔著。我走過去看了一眼。畫框背麵貼著標簽,有編號,有尺寸,最下麵一行,用鉛筆寫著一個字:沈。每一個畫框背麵都有,同一個人的字,筆畫很鬆,最後一筆往外飄出去,手腕一甩就完事,不講究。“這些是那個攝影展的?”我問小滿。“對呀,前天剛送來的。”小滿從收銀台後麵探出頭,“沈哥的作品,可好看了,我偷看過兩張,拍的全是雨。”“沈哥?”“就是要辦展的那個攝影師呀,林姐的大學同學。”小滿說,“周哥你不認識嗎?”“不認識。”“哦,這樣啊。”小滿低下頭,繼續理單據,又隨口補了一句,“林姐這幾天可忙了,來得比我早,走得比我晚,海報改了四稿了。”我“嗯”了一聲,又看了一眼那個沈字。我在心裡過了一遍,知夏的同學裡,我知道名字的,沒有一個姓沈。這也不奇怪。她大學裡的朋友,我本來就不認識幾個。我轉身往收銀台那邊走。裡間的門開著一半,知夏還沒出來,能聽見她在裡麵講電話,聲音很低,在說海報的顏色,說“這個灰太冷了,再暖一點”。收銀台後麵有一麵小鏡子,是小滿貼的,用來補口紅。我從鏡子裡看見了裡間的一角。知夏站在裡間的窗邊,電話已經講完了,手機還握在手裡。她低著頭,在看屏幕。屏幕的光照在她臉上,很淡。她在笑。跟她平時那種抿嘴的笑不一樣。嘴角往一邊翹,翹歪了,頭低著,憋都憋不住的樣子。我站在鏡子前麵,看著那個笑,看了大概兩三秒。然後她抬起頭,從門縫裡看見了我。那個笑一下子就沒了,快到我懷疑是不是鏡子看花了。臉還是那張臉,平平的。她走出來,手機已經放進了口袋。“你怎麼來了?”她說,“不是說今天加班嗎?”“提前弄完了,順路來接你。”“等我兩分鐘,我拿包。”她轉身進去,拿了包,跟小滿交代了幾句明天的事,關了裡間的燈。我們一起出門的時候,銅鈴又響了一聲。她從門口的傘桶裡拿了自己那把淺灰色的折疊傘,撐開。雨不大。我們一人一把傘,並排往地鐵站走,中間隔著兩把傘的距離。梧桐葉上積的水時不時啪嗒落下來,打在傘麵上,很響。走到路口等紅燈的時候,她說:“這陣子會有點忙。”“看出來了,海報改了四稿。”她轉過頭看了我一眼,眼神裡帶著點疑問,隨即反應過來,笑了一下:“小滿說的吧。她嘴快。”“她說你改了四稿。”紅燈還有四十多秒。旁邊一個外賣小哥騎著電動車停下來,雨披上的水嘩嘩地往下淌。我想了想,還是問了一句。“那個攝影師,姓沈?”“嗯,你怎麼知道?”“畫框後麵都寫著。字挺潦草的。”“他一直那樣。大學那會兒就那樣,寫什麼都像隨手畫的。”她說“他”。我注意到了,也沒有多想,男的女的,本來就沒什麼分別。我說:“拍得好嗎?”她沒有馬上回答。雨落在她的傘麵上,傘沿滴下來的水連成一串,在我們兩把傘中間的空隙裡落下去。“好,比以前好多了。”“以前?”“大學那會兒,他就拿著個破相機到處拍。什麼都拍,排隊打飯的人他也拍。那時候拍得不好,光老是不對。”她頓了一下,“現在對了。”她說這幾句話的時候,眼睛一直看著對麵的紅燈,聲音跟平常一樣,很平。可是加起來比她平時一晚上跟我說的都多。我聽著還挺新鮮。“那到時候我一定去看。”“好啊,開幕的時候叫你。”過了一個路口,她又說:“等展辦完就好了。”綠燈亮了。她先走了出去,傘往前傾著,擋住了半張臉。我跟在後麵,看著她的背影,平底鞋踩在濕漉漉的斑馬線上,一步一步,走得很穩。我想問她,剛才在裡間看什麼呢,笑得那麼開心。話到嘴邊,變成了一句“晚上吃什麼”。我想,大概是許棠發了什麼好笑的東西給她。或者是哪個熟客,或者是印刷廠那邊的人說了句俏皮話。一個人對著手機笑,能有什麼呢。那個笑我倒是一直記著。還有它收回去那一下,拿秒表都掐不出來。七年,我沒見她那麼笑過。收得那麼快的,也是頭一回見。下一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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