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說到一半，忽然發現自己說的話不太對勁——她說到“折騰”兩個字的時候，腦子裡閃過了某個具體的、令人臉紅的畫麵——她的聲音卡住了半秒鐘，然後她的臉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從脖子根紅到了額頭，像是一盞被人忽然調亮了旋鈕的紅色燈泡。她立刻閉上了嘴，轉身就走。她的步子又急又快，拖鞋在地板上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響，像是一隻在逃竄的小動物。
林遠舟在她身後說：“你也得什麼？”
“沒什麼！”
她衝進廚房，把奶粉罐子從塑料袋裡掏出來，打開櫥櫃的門，把罐子哐啷哐啷地往裡塞——她的動作有些慌亂，奶粉罐子碰撞在一起發出金屬的響聲。塞完了一回頭，發現林遠舟靠在廚房門框上——他雙手抱在胸前，肩膀斜靠著門框——正看著她笑。那種笑意不是嘲弄的，是溫和的、帶著一種他自己大概也沒有完全意識到的寵溺。
蘇小禾瞪了他一眼——那種瞪的力度像是要用目光在他的臉上戳出兩個洞來——然後她自己也沒繃住，嘴角一彎，笑了出來。
“神經病。”她用上海話罵了一句，聲音軟塌塌的，黏糊糊的，像是一塊被熱水泡軟了的年糕，沒有任何殺傷力。
一九九九年的冬天過得很慢。浦東外高橋的風很大——那種風不是一陣一陣的，是持續不斷地從長江口灌進來，帶著江水冷冽的腥味和北方大陸乾燥的寒意——吹得保稅區裡的旗幟獵獵作響，旗杆的金屬繩索在風中發出嗡嗡的低鳴。安普電子的廠房裡暖烘烘的——那些大型機器運轉時散發的熱量被封閉在鋼結構的建築內部，讓整個車間保持著一個恒定的、略高於室外溫度的環境——流水線二十四小時不停歇地運轉著，發出均勻的白噪音，生產著銷往全球的汽車線束和連接器。那些細小的銅線和彩色的塑膠端子，在年輕女工們的手指間翻飛著，被壓接、組裝、檢測、包裝，裝進紙箱，貼上標簽，運往世界各地。
林遠舟在入職七個月後，被正式晉升為助理工程師。工資從一千八漲到了兩千二，還加了一百塊的住房補貼。調薪通知是一張薄薄的A4紙，上麵印著人事部的抬頭和幾行簡潔的鉛字，他把它疊好放進了工服的口袋裡，下班回家之後，平鋪在桌上給蘇小禾看。
蘇小禾拿起那張紙，從頭到尾看了一遍。她看得很慢——目光從每一個字上滑過，像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在心裡默念——然後她放下那張紙，抬起頭來看著他。她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是有一盞小小的燈在瞳孔後麵被點亮了。
當天晚上，她買了一瓶黃酒——那種最普通的紹興黃酒，琥珀色的液體裝在透明的玻璃瓶裡——做了四個菜。紅燒肉、清蒸鱸魚、蒜蓉空心菜、番茄蛋湯。每一樣都是她認真做的——火候恰到好處，調味精準，裝盤也比平時講究。她把那瓶黃酒打開，給兩個人都倒了一小杯——琥珀色的液體在白色的陶瓷杯裡微微晃動著，散發出溫潤的、帶著糧食發酵氣息的醇香。她把兩張工資條並排擺在餐桌上，用手撫平了邊角的卷曲。一張是他的，深藍色的表格紙，上麵打印著他的姓名、部門、職級和那個新的工資數字；一張是她自己的——她上個月也剛剛轉正，工資漲到了一千四。
她就著那兩張工資條端起了酒杯。她的臉在暖黃色的燈光下紅撲撲的，不知道是因為黃酒的熱氣還是因為別的什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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