諷刺地，並不是萊納的護照出差錯，而是安德烈的。他常用的掩護身份之一是奧地利人“卡爾·費爾森”，注意我說“掩護身份”，不是“假護照”，因為護照本身不是假的。如果斯塔西派人調查，會發現“卡爾·費爾森”有完整的資料，從出生證明到繳稅記錄，甚至還有一家注冊在他名下的鐘表鋪。一個“無懼天氣變化”的身份，用行話來說。
唯一的掣肘是，這本護照總是處於軍情六處的密切監控之下。在其他任何時候，牧羊人都能不受阻礙地越過德奧邊境，但這次不行。行動處處長霍恩斯比一察覺安德烈從倫敦消失，馬上推斷出下屬去了哪裡，想做什麼。這位頭發斑白的老間諜沒有試圖在柏林找人，而是直接在邊境檢查站布置了耳目，靜候“卡爾·費爾森”出現。事實上，囿於人手和保密需求，霍恩斯比隻往兩個關卡派遣了外勤：漢堡港和奧地利邊境。假如安德烈選擇在斯特拉斯堡越境，也許就能蒙混過關，但我們不討論假如，那是故事裡的漩渦，人們常常淹死在裡麵。
牧羊人被押往波恩，西德的首都，柏林已經變得太危險，霍恩斯比不想涉足。安德烈拒絕離開他所在的“盒子”，除非他們把萊納也一起帶走。士兵們最後把他拖了出去，綁住雙手，塞進一輛小貨車的貨箱裡。軍情六處和西德對外情報處都喜歡用這種小貨車，要不就偽裝成乾洗公司，要不就是“專業園藝服務，樹木移栽，草坪修剪”。封閉的貨箱可以隱藏很多東西，武器，無線電設備，活人。
霍恩斯比在波恩等候，憤怒，焦慮，難以置信。他把自己和安德烈一起鎖進地下室，這樣大使館裡的人就聽不見他們衝對方大喊大叫了。行動處處長的論點無非是，安德烈第一違反規例，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用工作護照入境“敵對領土”；第二，柏林微妙的力量均衡狀態比肥皂泡更脆弱，“看在上帝份上，那是東柏林，在錯誤的時間打個噴嚏都可能導致世界末日”， 安德烈居然還打算在斯塔西的鼻子底下協助一位東德公民偷渡。
“就憑護照這一件事，你就應該在監獄裡待到七十五歲。”
“什麼罪名？”安德烈反問，“你準備好當眾向法官解釋軍情六處在柏林的行動了？順便說清楚為什麼這個部門不在官方文件裡？是不是還要說明工作護照的來曆，傳喚奧地利情報人員？外交大臣會為此跳河的。讓我們別玩這一套了，長官，你和我都明白你不能冒險把我拽到被告席上。”
安德烈戳到了一條發疼的神經，霍恩斯比深吸了一口氣，轉身踢了一腳儲物架，來回踱步，再深呼吸了幾次，轉過頭麵對安德烈。
“我今天就會把這件事報告給‘上麵’。”霍恩斯比最終說道，摘下玳瑁邊眼鏡，放進襯衫胸袋裡，“白廳會決定怎麼處置你。在此之前，你乖乖待在這裡。誰知道呢？也許上麵會決定為你開一次閉門聽證會，在B類監獄裡預留一個位置。儘管我們偶爾允許你擰彎一些規矩，不代表你可以不受管束，安德烈，我以為你明白的。”
“‘麻雀’在哪裡？”
“和你無關。你不是柏林的常駐情報官，他也不再是你的線人了。”
安德烈往前踏了一步，擋在上司和門之間。他沒有碰霍恩斯比，但整個姿態都表明，如果要打掉霍恩斯比的牙齒才能獲取信息，他一秒鐘都不會猶豫。“告訴我萊納·沃格爾在哪裡。”
“讓開，安德烈。”
“告訴我。”
“我把他送回東柏林了，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。‘麻雀’把你們的小計劃告訴我的人了，隻要他周末結束之前回到東柏林，斯塔西什麼都不會察覺。”
“這和直接把他送進監獄沒有區別。我們不能把他當難民處理嗎？送他來波恩，BND[4]之前難道不是這麼做的嗎？我們可以稍後再討論規矩和懲罰，但無論如何先讓‘麻雀’到波恩來，如果你把他送回東柏林，他可能再也出不來了，而且——”
“沒有‘而且’。我不會讓我的特工幫助一個外國公民非法出境。你也沒有和我討價還價的立場。”
霍恩斯比繞開安德烈，打開地下室的門，安德烈試圖擠出去繼續爭辯，但站在走廊裡的安保人員把他推了回去，砰地關上門，上鎖。情報官咒罵了一句，用力踹了兩下門，轉過身，搜索堆放在地下室裡的物品，尋找能撬鎖的東西。儲物架上放著十二罐一箱的啤酒，手電筒，備用電池、沙袋、整盒整盒未拆封的鉛筆，還有步槍子彈，不過沒有步槍。他呆站了一會兒，再次走到門邊，按了按紋絲不動的把手，蹲下來，琢磨鎖的類型。這個地下室在建造之初就肯定考慮到要兼作拘留室，因為鎖的這一側隻有把手，沒有鎖孔，鉸鏈也封死在門框裡，防止被撬。安德烈背靠著儲物架，坐到地板上，仰頭看著天花板。就在他這麼做的時候，燈熄滅了，把他投入凝滯的黑暗之中。
——
駐波恩英國大使館的安保人員，顯然沒有看守囚徒的經驗，公平而論，這不是他們的過錯，那不是他們的本職工作。一般而言，大使館警衛的思考模式是，如何擋住外麵的人，而不是如何阻止裡麵的人出去。沒有人確切知道安德烈是什麼時候不見的，各種間接證據表明，應該是7月7日到7月8日夜間。安德烈用了五天時間摸清楚守衛的換班模式，日班保安至少有兩處嚴重疏忽，第一是送餐的時候直接把門打開；第二是毫無戒心，在安德烈假裝友善地閒聊的時候沒有管住嘴巴。日班警衛於爾根·施瓦茨談到了自己的女兒，泄漏了一條小小的、似乎無害的信息：每周五下午他都要提早十分鐘下班，開車到學校去。而晚班警衛並不會因此提早來上班。
於是，7月7日傍晚，警衛施瓦茨到地下室去送餐，之後就沒人見過他，不過大家都理所當然地認為，施瓦茨像以往那樣提早下班，接女兒去了。安保處處長有些疑惑，因為施瓦茨的帽子還掛在休息室牆上，但這是星期五，所有人腦子裡都想著周末。根據記錄，最後一個離開大使館的是二等秘書路易·桑德蘭，彼時是傍晚六點二十二分。晚上七點左右，晚班警衛來了，巡視了辦公室，然後檢查了洗手間和地下室。據晚班警衛回憶，地下室門是鎖著的，沒有異常。當天稍晚的時候，地下室傳來砰砰的敲門聲，晚班警衛認為囚犯在發泄情緒，於是沒有理會。
直到星期六早上，7月8日，日班警衛帶著麵包和水打開地下室門，才赫然發現裡麵關著的是警衛施瓦茨，隻穿著背心和內褲，製服被搶走了，額角有一大塊瘀青。安德烈想必用某種鈍器打暈警衛，然後用電線捆住了他的手。警衛蘇醒之後設法挪動到門邊，用腳踢了許久的門，晚班警衛卻一秒鐘都沒有考慮過下來看一眼。盛著晚餐的盤子倒扣在地上，豌豆湯灑了一地，已經乾了。
波恩情報站的兩個外勤立即進行了一場徒勞無功的搜索，空手而回。離開波恩的路有許多條，而且安德烈已經逃脫超過18小時，這麼長的時間，足夠他返回柏林再逃出邊境。霍恩斯比否決了通知柏林情報站的提議，不能冒被克格勃截獲消息的風險。
“我們等著。”霍恩斯比告訴波恩站的站長，“他想帶那個男孩離開東柏林，他們很快就會重新出現的。”
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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