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柏林，夏天已經來了。萊納時常開著窗，讓風進來。他沒換窗簾，仍然用著房東留下的棕色布簾，印花散發出衰老的氣息，靠近地板的地方被上一個租客的貓抓壞了。萊納並不特別介意，美學不是他的首要考量。
他不常在家裡。一是因為不希望和竊聽器時刻共處，二是連日的好天氣提供了足夠的理由外出。他帶著小說到河邊散步，在長椅上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，書攤開在膝蓋上，但眼睛看著水麵上的野雁。雖然咖啡廳比長椅舒適得多，但街上不太安全，如無必要，萊納不希望出現在東德巡邏隊和美國軍人的視線裡。他當然聽到了關於牆的流言，但沒有過分擔心，從1952年開始，類似的謠言每年都浮出來至少一次，全都沒有成真。在他看來，最糟糕的情況頂多就是1953年重演，人們會像以前那樣熬過來的，老實低下頭，不要亂說話，等風暴從頭頂吹過。它一般隻影響那些站得高的人。
白晝漫長，好像來了就再也不走了。萊納踩著駁船傍晚的汽笛聲往回走，躲進“金色鵜鶘”，喝酒，直到夜晚終於展開長袍，把柏林裹進懷裡。酒館打烊之後他才回家，走出了兩條街，意識到小說忘在酒館裡，但是現在折返太遲了，隻能留到明天再說。能亮的路燈本來就不多，這一晚連最後一盞也被打碎了。公寓所在的那條街完全陷入黑暗，萊納覺得自己聽見了腳步聲，在前麵，不是後麵，他皺起眉，在微弱的月光裡，麵前的街道空無一人，隻有無用的路燈柱投下半透明的影子，像炭筆蹭出來的汙漬。他比平常多喝了一份威士忌，不是個好主意，大腦就像裝在冷水瓶裡，隨著腳步晃動，在狹窄的玻璃瓶身上不停碰撞。
所以，打開家門之後，他十分肯定自己看見了幻覺。
窗還開著。安德烈坐在餐桌旁，在牆壁的深色陰影和窗簾的淺色陰影之間。看見萊納的時候，他站了起來，動作很輕，沒有碰到桌子，木椅也沒有在地板上刮出聲音。萊納後退了一步，在牆上摸索電燈開關，不敢從安德烈身上移開目光，不知道是怕他消失，還是怕他突然發起攻擊。酒精令他的手指變得笨拙，感覺花了一整個小時才打開電燈，燈光照亮了餐桌和半個客廳，安德烈還在原處，看起來和萊納一樣真實。
萊納半張開嘴，安德烈搖搖頭，把食指按在嘴唇上，另一隻手指了指餐桌上的一個筆記本和兩支鉛筆。竊聽器，幸好他還記得這件事。萊納重重地在牧羊人對麵坐下，膝蓋撞到桌腿，一聲悶響，剛才喝下去的威士忌剝奪了靈活動作的可能性。安德烈笑了笑，悄無聲息地坐下來，在紙上寫了第一個單詞，把筆記本推到萊納麵前。
“晚上好。”
萊納盯著紙，好像並不認識上麵的字母。一陣柔和的風撩動窗簾，已經沒了白天的溫熱，他站起來，關上窗，拉好窗簾，確保不留縫隙，這才坐回原處，拿起另外一支鉛筆。
“你是怎麼進來的？”
安德烈挑起眉毛，在萊納的質問下麵接著寫“這就是你首先關心的事？”，故意把問號寫得很大，一艘立起來的小船。
萊納看了他一眼，把筆記本拽到自己麵前，潦草地寫出下一個問題：
“為什麼回來？”
“答應過你，不是嗎？”安德烈在“答應”這個動詞下麵劃了一道橫線。
“我們不能這樣談話。”萊納寫道，字母t和h的尾巴焦躁地翹起來，“要去另一個地方。”
“哪裡？”
萊納沒有回答，撕下筆記本裡有字跡的那頁，走進廚房，點著那張紙，丟進水槽裡，等它徹底燒完，擰開水龍頭衝走灰燼。他接著走進浴室，打開燈和花灑，讓溫水淋到瓷磚上，淌進下水道。安德烈靠在門框上看他，掛著半個微笑。斯塔西隻能聽到房子裡高於一定分貝的聲音，看不到人們在做什麼，騙過他們並不很難。他看著手表，等了十分鐘，關上花灑，脫掉皮鞋和襪子，小心放到一邊，按照洗完澡之後的習慣，赤腳走進臥室，故意踏出明顯的聲音，開燈，拍打枕頭，揚了揚被單，關燈。對監視人員來說，萊納·沃格爾已經睡著了，獨自一人，和以往許多個晚上一樣。
麻雀和他的不速之客悄悄離開了公寓，關門的時候按緊把手，慢慢放開，免得鎖舌彈回去發出聲響。他們從運送垃圾的通道出去，後門隻有清理垃圾的時候才有人使用，現在是鎖著的，但門旁邊那扇臟兮兮的玻璃窗可以打開，窗栓早已鬆脫，不知道是沒人發現，還是沒人願意花錢修理。兩人爬出窗戶，萊納落地的時候踉蹌了一下，扶住垃圾桶，躲開安德烈伸過來的手，說了這個晚上的第一句話。
“跟我來。”
他想去的地方即使在白天也不好找，在喝多了酒的晚上難度翻倍。萊納至少錯過了兩個路口，短暫地在互相緊挨的磚砌房屋之間迷路。從一條運煤通道裡走出來之後，他終於看見了眼熟的藍色布簾，垂掛在地下室門前，被一盞孤零零的燈照亮。布料厚重，吸了半夜的潮氣，黏黏的。萊納按了門鈴，不到半分鐘就有人來開門了，一個蓄著絡腮胡子的男人，半張臉隱藏在胡須下麵，塌陷的鼻子從中拱出來，眼窩因此更顯得凹陷。這人穿著工裝褲，說話結巴，但不太嚴重，隻是單詞和單詞之間沾著細細的蛛絲。工裝褲男人顯然認識萊納，直接站到一邊，讓他進去了，甚至沒有多看安德烈一眼。地下室裡擺著七張桌子，靠牆有個巨大的木架，放滿各種烈酒、糖漿和杯子，一個地下酒吧。
“空著嗎？”萊納問，句子沒有主語。
工裝褲男人點點頭，發出一聲含混的咕噥，像犬科動物的低吼。
“謝謝。”
酒吧裡還有客人，兩個，看起來都醉倒了，一個趴在桌上，另一個靠著牆角，頭歪到一邊，張著嘴打鼾。萊納和安德烈從他們麵前走過，繞到吧台後麵，打開一扇低矮的門，後麵有一條走廊，牆的顏色有很明顯的分界，好像這條走廊是套在另一條走廊上的。末端嵌著一個房間，萊納走進去，打開燈，重新把門閂上。
“這是個防空掩體。”安德烈指出，摸了摸水泥牆，低頭打量了一會條紋地毯，再看了一眼床和上麵成堆的抱枕，“至少曾經是。”
“意外發現的，聽說原本想挖一個儲藏室。我有時候來這裡和人見麵。”萊納在這裡停頓，留給安德烈詢問“和什麼人見麵”的空隙，但對方並沒有說話，“和旅店客房沒什麼差別，隻要準時付賬，酒保不會出賣我，也不過問我在這裡乾什麼。”
“這是柏林，所有人最終會出賣所有人，隻是時間問題。”
“那我們最好抓緊時間。”萊納坐到床上，靠著枕頭，半閉著眼睛，不打算繼續掩飾酒精帶來的困倦，“你這次想要什麼？倫敦還有什麼不知道？”
“六處不知道我在這裡。”
萊納抬頭看著安德烈，皺起眉，“什麼？”
“你應該少喝一點威士忌。”
“那你不應該——”萊納搖搖頭，搜索合適的措辭，“你沒必要回來。”
安德烈把椅子拖到床邊，坐下，俯身看著萊納。後者用手肘支起上半身，儘力透過酒精的煙霧看清楚那雙綠眼睛。
“對。”安德烈悄聲回答，輕輕用手指梳理萊納的頭發，“是沒必要。”
萊納想說什麼，放棄了，吞咽了一下，側過頭，等眼睛裡突如其來的輕微刺痛消退。淚水在他眨眼的時候落下，萊納揉了揉鼻梁，盯著粗糙的水泥牆壁，假裝這件事沒有發生。安德烈收回手，保持沉默。直到確認聲音不會發抖之後，萊納才深吸了一口氣，坐直，轉向退休的情報官。
“如果沒有支援和合適的文件，我們甚至去不了比弗裡德裡希大街更遠的地方。我沒有護照，也不可能申請到，在黑名單上，在那裡很多年了。如果我不能徹底離開德國，那就和待在東柏林沒有區別。”
“這不是問題。我認識一些人，可以買到護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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