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赫爾曼先生”絕口不提從科瓦楚克少尉那裡得來的消息，就像蜘蛛把意外得來的小飛蛾一層層裹起，藏進潮濕的樹洞裡，稍後再吃。科裡亞絕對不能知道這件事，不然這位俄羅斯同僚肯定會抄起不久前漢堡碼頭裝卸工那件事，當作木棍一樣猛敲斯塔西的頭。因為萊納送去的假線報，那兩個不幸的裝卸工已經進了西德的監獄，還會在裡麵待上很多年。
然而這個裹在蛛絲裡的小秘密，和克格勃手裡的大秘密一比較，顯得非常滑稽。克格勃早在雷達站建起來之前，就知道了隧道的事。一切都仿佛是按照安德烈最糟糕的噩夢來編排的：地鼠出在辦公室裡。這個人保密等級比安德烈還高，在計劃尚未成形的時候就參與了中情局和軍情六處的聯合會議，隨後直接把隧道的圖紙泄漏給克格勃。你其實已經聽過這個人的故事了，1961年之後的每一屆士官生都要坐下來聽喬治·布萊克的驚人冒險。布萊克，戰爭英雄，大家都喜歡的荷蘭朋友，1944年就加入情報處的老手，竟然是在朝鮮的戰俘營裡向俄羅斯人投誠的，誰想得到這種事？他說自己的動機是信仰，是純粹的理想，不過哪個叛徒不這麼說呢？
柏林隧道是布萊克的永久紀念碑。所有的投入，從行動處高層到最不起眼的小麻雀，從雷達站到錄音設備，特製鋼板，通風管道，專門研發的垂直打孔裝置，整整650萬美元——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650萬美元，相當於兩架U2偵察機的造價，全都浪費了。
但我想安德烈私下裡同情布萊克，儘管他逃避談論這件事，聲稱自己和布萊克從未交談超過三句話，要是追問下去，他會給你一些官方答案，什麼忠誠，什麼專業素養。但如果當時在整個軍情六處裡，有誰能理解布萊克的話，那就是安德烈。他們都是移民的孩子，天晴的時候你付出得再多，也避免不了下雨的時候被人用懷疑的目光打量。從安德烈身上，軍情六處永遠看見一個德國人；從布萊克身上，軍情六處永遠看見一個荷蘭人。
布萊克在傳記裡自辨，“你得先有歸屬感，才能談背叛，而我從未有過歸屬感。”也許安德烈會同意這句話，隻是他們的反應不一樣，布萊克選擇背叛，安德烈選擇退出。他至少還有選擇，麻雀沒有同樣的運氣。這是後來的事了，那段時間就像火車衝下懸崖一樣，天旋地轉，連重力都變得不可靠了。也許我不該喝剛才那杯威士忌的，我慢慢來，一件一件事說清楚，也許把窗開了吧，我親愛的，來一點新鮮空氣。
莫斯科後來聲稱，他們早就知道這場陰謀，但是決定“故意”讓美國人挖進蘇占區，以便灌輸假情報。這是保全顏麵的說法，莫斯科要不就徹底不相信中情局能打出這樣一條隧道，所以坐著沒動；要不就打算存下一個定時炸彈，必要時拿出來炸毀外交關係。克格勃甚至沒有把隧道的存在告知駐柏林紅軍總司令，軍官們自始至終在用那些被竊聽的電話線來討論武器庫存，連隊動向和討人厭的上級，更為糟糕的是，他們甚至泄漏了外長莫洛托夫的行程。不管克格勃辯稱自己袖子裡藏著什麼聰明詭計，都補救不了。
科裡亞知道隧道的存在，可能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篤定地認為萊納是塊“毒餌”，而且那麼輕鬆就把萊納轉手送給“赫爾曼先生”，然後冷眼旁觀後者追著海市蜃樓亂跑，始終沒有說一個字。可以想象科裡亞從中獲得極大的滿足感，他從來不喜歡這顆柏林新星，認為“赫爾曼”太年輕，太古怪，太羸弱，什麼都比俄羅斯人差一個等級。克格勃和斯塔西是一對被政治綁到一起的伴侶，在公共場合牽著手，承諾永恒的愛情。私下裡互相猜忌，充滿嫉妒地保護自己的領地，提防對方趁深夜偷走東西。
想象一下“赫爾曼先生”的憤怒和羞辱，1956年4月21日深夜，克格勃“意外”挖出了美國人的隧道之後，這位斯塔西頭子甚至沒有得到通知。記者都已經像禿鷲一樣向發掘現場俯衝了，他才被下屬捶門的聲音吵醒，匆匆上了一輛等在外麵的伏爾加汽車，一路踩油門奔向蘇占區邊界。更尷尬的是，看守隧道入口的克格勃不認識這個穿著睡衣睡褲的奇怪男人，差點拔槍，最後是一臉得意的科裡亞把“赫爾曼先生”領了進去，像個驕傲的導遊一樣向他展示美國人安裝在隧道裡的鐵門，上麵用俄語和德語寫著“將軍禁止進入”，句子的語法是錯的。
根據守衛的回憶，這兩個間諜頭子在隧道裡呆了十幾分鐘，出來的時候科裡亞吹著口哨，而那個瘦長的東德人臉色比之前更蒼白，棉睡褲褲腿浸透了泥水，凍得嘴唇發黑。科裡亞把外套脫下來給他，但是被拒絕了。兩人上了同一輛車離開，這時候東德警察已經安裝好了帶支架的射燈，把整片濕漉漉的泥地照得通亮。
——
在萊納的世界裡，4月21日是一個普通的星期六，和上一個沒有什麼區別。他很少買報紙，隻是偶爾路過報攤的時候掃一眼頭版大標題。隧道的鬨劇還沒來得及見報，即使萊納留意了，也不會發現什麼有趣的內容。
下一次和安德烈的會麵在十二天之後，這個周六萊納已經有了安排，他打算重新給小陽台的欄杆上一遍油漆。在此之前，他想先下樓去買堿水麵包。剛走出通往大街的那扇門，門房拉開信箱上方的小窗口，叫住了他。
“沃格爾先生，剛才您的本傑明叔叔打電話來了。”
“本傑明叔叔”就是安德烈，他不得不用非加密電話溝通的時候，就會用這個代號，萊納的新公寓裡依然沒有裝電話，他不覺得有必要，實在需要打電話，可以到門房那裡去。不過安德烈幾乎從來不用這種方法找萊納，電話總是意味著緊急狀況。萊納扶著大門，衝頭發灰白的門房露出微笑：“沒什麼要緊的事，我希望？”
“他說您的表妹從德累斯頓回來了，如果想一起吃晚飯，可以打電話給她。”
這是馬上見麵的信號，萊納必須設法趕到“閣樓”。他向門房道謝，走了出去，在心裡規劃路線，手放在衣袋裡，撥弄裡麵的硬幣，試圖緩解緊張。不能直奔電影院，這樣隻會引起斯塔西跟蹤者的警覺，假如有的話。所以他繼續向麵包店走去，安靜地排隊，買了兩個布雷結，一邊吃一邊過馬路，走近書店，借助櫥窗的大塊玻璃觀察身後。星期六早晨，人影稀疏，似乎沒有人留意他，麵包店前站著一個抽煙的男人。萊納轉身走向電車站的時候，那個叼著煙的人並沒有跟來。安全起見，他還是換了兩次車。
電影院沒有開門，太早了。後門的鑰匙藏在台階和花盆的縫隙裡，萊納擦掉鑰匙上的泥，打開門，走進靜悄悄的影院。腳步在空蕩蕩的大廳裡激起回聲，樓梯間一片昏暗，電閘似乎關了，燈沒有反應。萊納摸著扶手走上去，按照約定的暗號敲了敲閣樓的鐵門。
短暫的寂靜。然後傳來輕輕的摩擦聲，門閂滑開，安德烈打開門，站到一邊，示意他進去。情報官看起來一整夜沒有睡，下巴養著兩天份量的胡茬，眼睛似乎稍微凹陷下去，像一對被踩了一腳的沙坑，盛著長了苔蘚的積水。他似乎想踱步，製止了自己，靠在寫字台上，手指敲打著木頭。
“我不能在這裡待很久。”這是他的第一句話，“隧道被發現了。”
“隧道？”萊納重複了一遍，“什麼隧道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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