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是怎麼來的？”
暖爐熄滅了，耗儘了所有的硬幣。房間裡彌漫著潮濕的寒意，無所謂，他們不會久留。萊納發著抖，把自己裹進外套裡。安德烈慢吞吞地扣上襯衫紐扣，似乎沒有聽見萊納的問題，過了好幾分鐘才側過頭，往萊納的方向瞥了一眼。
“什麼怎麼來的？”
“你的疤痕。”
安德烈隔著衣服摸了摸肋骨下方，好像自己也不確定傷疤還在不在原處。“彈片。”他簡短地回答，“和這個同一天。”
他摘下袖扣，捋起袖子，讓萊納看左手臂內側的另一道傷痕，更準確的說法是“一片”，不是“一道”，凹凸不平的燒灼痕跡。“我還是非常幸運的，隻有一點小傷。”他撫平衣袖，低下頭，重新固定袖扣，“那時候要丟掉整條手臂或者一隻腳，實在太容易了。”
“在英國嗎？”
“不，在德占區，在戰壕裡。”安德烈沒說清楚是哪裡的德占區，猶豫了一下，似乎想講更多，隨即打消了念頭，繼續擺弄袖扣。
“痛嗎？”
“當然，怎麼可能不？”安德烈衝萊納眨眨眼，戴上帽子，“但我不告訴別人。”
他們下樓付了賬，沒有吃早餐就走了。還沒到八點，冰冷的乳白色霧氣在荒蕪的草地上飄蕩，時不時有一段籬笆或者半截煙囪從霧中出現，很快就隱沒了。安德烈低聲哼唱一首萊納不認識的歌，手指輕輕在方向盤上打節拍。萊納縮在副駕駛座上，雙手插在衣袋裡，希望它們能儘快暖起來。一頭牛突然從霧氣中出現，安德烈猛地踩下刹車，萊納及時抓住車門把手，免得在儀表板上磕穿腦袋。情報官按了按喇叭，那動物懶洋洋地咀嚼著，不為所動，連看都沒有看汽車一眼。兩人隻好下去了，又推又拉，牛像石雕一樣重，也和石雕一樣頑固，起碼花了四十分鐘，才把它哄騙到路邊去。霧氣已經散去了，但太陽並沒有出來，天空灰蒙蒙的。兩人回到車裡，對視了一眼，不由得大笑起來，儘管萊納說不清楚這有什麼好笑的。
安德烈沒有把他送到利滕貝格，大概在三個地鐵站外就靠邊停車，讓萊納下去。“安全原因”，很顯然，在柏林，一切都有危險，需要引用各種“安全原因”。萊納打開車門，安德烈叫了一聲他的名字，於是他轉過頭去，看著情報官。
“別怕。我總是在看著你的，即使你見不到我也一樣。”
萊納點點頭，關上車門。獨自穿過空蕩蕩的街道，向地鐵站走去。商店都沒開，他是唯一的行人。等看不見男孩的背影了，安德烈才發動汽車，緩慢退出橫街，轉了個彎，返回西柏林。
他這時候相信這場戲能蒙混過關嗎，也許不。相信萊納能全身而退嗎？估計也不。霍恩斯比逼他寫了一份緊急預案，以便情況危急時將麻雀從暴風眼裡揪出來。他們給每個“資產”都做這種預案，與其說未雨綢繆，不如說是為了安撫良心的官樣文章。你聽聽這個名詞，“資產”！資產意味著你們可以被交易和售賣，必要時一腳踢開。但預案還是有的，外交大臣和首相要求看到這樣的東西，這讓他們晚上睡得好些，深信他們所運營的疲憊島國比其他地方更有良知。安德烈不相信良知，這是坐辦公室的人發明出來的又一個文字遊戲而已。
路過勃蘭登堡門的時候安德烈多看了一眼，戰爭留下的痕跡仍然明顯，火車站前麵的空地泥濘而荒涼。他後來很少談起柏林——有些新人甚至不知道他去過柏林，但我想他心裡很喜歡這個城市，這裡的人說著他母親的語言，聽起來像親眷，像家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也許他也羨慕萊納，萊納無論如何是屬於東柏林的，而東柏林也屬於他，而安德烈卻永遠被迫在日耳曼生母和盎格魯-撒克遜養母之間做出選擇。
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“赫爾曼先生”和安德烈十分相似。他出生在德國，但精神上屬於俄羅斯。他比安德烈幸運的地方在於，有那麼三十多年的時間，他的故鄉和他的精神故鄉部分重合，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這種運氣。他的朋友都叫他“米卡”，在克格勃的圈子裡，他也一直用這個表示親昵的俄語名字。你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激進的左翼人士嗎？一個是排版工人，一個是報紙編輯，納粹黨剛上台不久，他們就帶著兒子逃往莫斯科。他跟《明鏡》談過這件事，1994年，還是1995年，差不多就是那幾年，那是他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接受媒體采訪。大標題，《你好，米卡》。那張軍情六處費儘心思也拍不到的臉，大方地印在內頁，彩色的。
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親眼見過“赫爾曼先生”的西方情報人員，應該就隻有萊納，如果他能算得上情報人員的話。第二次和科裡亞見麵的時候，他一字不差地複述了安德烈精心編織的虛假信息：桌子上的無線電技術手冊，衣櫃裡神秘出現的信號兵製服，還有忽然上門拜訪安德烈的陌生人，穿著便服，但口音聽著像美國。
與此同時，駐柏林美軍大張旗鼓地越洋運來雷達設備，在漢堡港卸貨，裝上火車送到柏林。安插在碼頭工人和鐵路搬運工之間的耳目同時向克格勃報告，美國船運來了大量疑似無線電收發設備的裝置，還有電纜、線圈和熒屏，種種跡象都明確指向雷達站。1954年年初，斯塔西第二司——他們的反間處——往安德烈的文件夾裡加入了一個新的子文件夾：萊納·沃格爾，24歲，中學學曆，蘇聯使館的德語翻譯。與安德烈關係親密，目前處於斯塔西和克格勃的控製之下。斯塔西給萊納的代號是“海倫”，八成是個故意的玩笑。
一個陰鬱的周六早晨，有人敲響了萊納的門。鄰居大都已經搬到西柏林去了，這層樓隻剩下他和一個在商店當售貨員的女人。萊納瑟瑟發抖地從被子裡爬出來，套上毛衣，出去開門，以為是郵差，想把送不出的信暫存在他這裡。但門外不是郵差，是兩個板著臉的壯漢，沒穿製服，但從站姿看來就像士兵。他們給萊納五分鐘換“外出的衣服”，一前一後押送他下樓，塞進一輛運送果蔬的小貨車裡。
貨廂壁沒有開口，萊納靠在冷冰冰的鐵板上，什麼都看不見，無助地隨著車的顛簸而晃動。他原先以為又要去見科裡亞，但車的行駛時間遠遠超過了去玻璃工藝品店的時間。大概二十分鐘之後，貨車的晃動變得更頻繁了，似乎開上了郊區小路。幾次轉彎之後，毫無預兆地停了下來，鐵栓哐當一響，貨廂門打開了，光線刺眼。一隻手把萊納拖了出去，推過狹小的花園，塞進客廳裡，門關上了。
壁爐熊熊燃燒，從萊納站著的地方都能感覺到熱氣。一個人從搖椅上站起來，衝萊納微笑。這個人又瘦又高，令人聯想到發育不良的杉樹。臉色蒼白，好像長期挨餓，而且患有某種並不致命、卻不容忽視的寄生蟲病。他繞過沙發，過來和萊納握手，掌心意外地溫暖。
“原諒我的下屬，沃格爾先生，我叮囑過他們，這不是逮捕，是邀請。他們沒聽進去。”陌生人聲音緩慢輕柔，沒有明顯的地方口音，年紀和安德烈相仿，那件灰色菱格毛衣讓他看起來略微年輕一些，像個羞澀的文學院畢業生，“我的名字是赫爾曼，你見過我的朋友科裡亞了。”
我知道你，你殺了我的哥哥。萊納點點頭：“你好。”
“坐下，沃格爾先生，您冷透了。我給您準備了茶。”
大塊鬆木在壁爐裡劈啪作響，暖意像厚毛毯一樣卷著萊納。他陷進沙發裡，看著那個吸血鬼似的斯塔西頭子把熱茶倒進瓷杯裡，捧著茶壺的手如同一隻扁平的灰白色蜘蛛。房子裡很安靜，似乎沒有別的活物住在這裡，一道樓梯往上通向陰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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