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話一響，我把渣夫全家送走

1960，一個炙熱卻略帶涼爽的夏夜。

我從紡織廠下夜班，領完計劃票證和三十五塊錢工資回家。

路過電話亭時，電話卻響了起來。

鬼使神差下，我拿起了聽筒，對麵是一個很熟悉的女聲：

“你好，魏藍，我是二十年後的你，現在我們隻有半分鐘的通話時間，你聽我說。”

“第一：你丈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