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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奕清!”她抓著他的手腕,指尖都在抖,“怎麼會永久性損傷?你們用了什麼藥?!”
主治醫生額頭冒汗:“夏大使,是墜落時橈神經被銳器割斷,我們儘力吻合了,但神經再生可能……”
“我不要聽可能!”夏滿螢眼睛血紅,“他是記者,要拍照要寫稿,沒有手他這輩子就毀了!用最好的方案,無論什麼代價!”
我靠在門框上,忽然想起去年在戰地,我的右手曾被流彈擦傷神經,術後恢複期抓握不穩。
夏滿螢在慰問電話裡說:“你是學醫的,手很重要,但更要堅強,組織上相信你能克服。”
原來“克服”是留給我的,“無論什麼代價”是留給他的。
國際醫療專家組會診到淩晨,結論殘酷:周奕清的左手功能恢複,需要進行的超高難度神經顯微重建手術。
但目前全球隻有寥寥幾個醫療團隊有成功案例。
而其中成功率最高的團隊帶頭人,正是我導師的導師。
那位早已退休、隻為極少數病例出手的國際顯微外科泰鬥,威廉·陳教授。
陳教授曾公開表示,因為年事已高,每年隻做兩台手術。
我們家族有遺傳病,而陳教授曾是我父親的好友,父親臨終前懇請她為我保留一個手術資格。
如果她不能為我進行手術,我就要切除一顆腎才能保命。
第二天,夏滿螢的秘書找到了我,遞上一份厚厚的“醫療外交協調方案”。
“林先生,”秘書語氣恭敬卻不容置疑,“夏大使懇請您動用在陳教授那裡的全部情分和人脈,請她破例為周記者主刀。”
“這不僅是醫療問題,也關係到一位傑出戰地記者的事業生命,是我國對外展示人文關懷的重要外交案例。”
我看著方案扉頁上“外交任務”的紅色印章,覺得血液都涼了。
“陳教授一年隻做兩台手術。”我的聲音乾澀,“我等了五年,才排上她明年的檔期。我的病已經等不起了......”
“林先生!”秘書打斷我,推過來另一份文件,“大使說,她理解您。但‘小我’必須服從‘大我’。如果您能促成此事,外交部可以協調國內頂級醫院為您提供同等級別的支持。當然,陳教授那裡……恐怕需要您主動退出並推薦周記者了。這是外交需要。”
“如果我說不呢?”我抬起眼。
秘書沉默了一下,翻開文件最後一頁。
“夏大使說,讓我無論如何也要勸說您,於是我找到了這些。”
那是一份已經草擬好的、發往無國界醫生組織總部的“評估建議”。
大意是:基於家屬的擔憂和當前外交區域的敏感性,將我轉為後方文職或暫時凍結派遣。
我抓起那份“評估建議”,手指幾乎要戳破紙張:“她讓你做的?”
秘書搖搖頭:“不,我做的。如果要讓夏大使來,,會比我更......”
還好......還好夏滿螢不知道我要去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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