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被櫓聲吵醒的。吱呀,吱呀,從窗底下搖過去,又搖遠了。我睜開眼,老虎窗外的天灰蒙蒙的,雨停了,屋簷還在滴水,滴答,滴答,落在樓下的石階上。河麵上浮著一層薄薄的霧,對岸人家的煙囪冒著煙,一出來就被霧吃掉了。我躺在那裡,過了片刻才想起自己在哪兒。樓下有聲音。鍋鏟碰著鐵鍋,水壺在灶上嗚嗚地響,還有她的高跟鞋,嗒,嗒,從灶間走到堂屋,又從堂屋走回灶間,落得很輕,一步也不拖。我在瀾城的這些年裡,每天早上醒來,聽到的都是奶奶的拖鞋聲,啪噠,啪噠,拖得很重。原來有人在屋裡走來走去,是可以這麼輕的。我在床上又躺了一會兒,舍不得起來。……早飯是一碗白粥,一碟她自己醃的醬瓜,兩隻白煮蛋,還有一小碟油炸的春卷,切成小段,擺得整整齊齊。“不知道你愛吃什麼,”她說,“就都做了一點。”她換了一件淺藍色的旗袍,襟上的白蘭花也換了一朵新的,花瓣還沾著露水。腳上也換了,是一雙裸色的絨麵高跟,尖頭,十公分,跟比昨天那雙還細,絨麵吃光,屋裡再亮也不反光。我剝雞蛋的時候,她坐在對麵,手裡拿著一塊軟布,低頭擦那根木簪。簪子早就擦得發亮了,她還在擦。“今天戲台那邊要去嗎?”她問。“下午去文保所報到。手續辦完了,才能上台。”“那上午……”她把簪子插回發髻裡,停了一下,“我給你看樣東西。”……她的房間在二樓臨河的那一間。我跟在她身後走進去,腳步不由得放輕了。屋裡很素,一張雕花的老木床,掛著白紗帳子,一張梳妝台,鏡子上蓋著一塊繡花的布,牆上什麼都沒掛。窗台上一隻粗陶瓶子裡插著幾枝白蘭花,滿屋都是那股淡淡的香。床尾靠牆放著一隻樟木箱,和奶奶床底那一隻差不多大,四角也包著黃銅,隻是銅角磨得更亮,看得出常開。她跪在箱子前,從襟扣上解下一把小鑰匙,插進鎖孔。鑰匙轉動的時候,我看見她的肩膀輕輕抽動了一下。箱蓋掀開,樟木的氣味湧出來,和奶奶那隻箱子是同一種氣味。我站在她身後,恍惚了一下,以為自己又站回了瀾城那間朝南的小屋裡。箱子裡是衣裳。疊得整整齊齊,一件壓著一件,每一件都用一塊白棉布包著,棉布上用別針別著一張小小的紙條。她把最上麵的那件取出來,揭開白布,捧到我麵前。是一件小褂子,大紅色的,對襟,盤扣是兩隻小老虎,眼睛用黑線繡的,一隻睜著,一隻閉著。褂子小得可憐,攤開來,也就比我兩隻手掌並在一起大一點。紙條上用藍色鋼筆寫著一行小字:“兩周歲。約八十五公分。”我接過來,那件小褂子幾乎沒有分量。“那一年的扣子,”她說,“我繡壞了一隻老虎的眼睛,就乾脆讓它閉著。”她笑了一下,嘴角陷下去一個淺淺的梨渦,馬上又平了。她一件一件地往外取。三歲,一件藍色的小背帶褲,膝蓋那裡縫了兩塊補丁,補丁是兩朵小雲。她說小孩子爬來爬去,膝蓋最費。五歲,一件海軍領的白襯衫,領口滾著藍邊。七歲,一件燈芯絨的小夾克,胸口有一隻小口袋,口袋蓋上繡了一艘帆船。九歲,一件棉襖,絮的是新棉花,針腳密得像魚鱗。紙條上寫著:“九周歲。約一米三二。今年見你瘦了,下巴都尖了,棉花絮厚一點。”我把那張紙條看了好幾遍。九歲那年我瘦沒瘦,自己早不記得了。十二歲,一件藏青的運動外套,袖口收著鬆緊,拉鏈頭上拴了一隻小小的銅鈴鐺。她說那一年見我跑得飛快,從弄堂口一陣風似的過去,她連臉都沒來得及看清,隻聽見我口袋裡叮叮當當的,不知道揣著什麼寶貝。那隻鈴鐺,就是照著那個聲音縫上去的。十五歲,一件手織的毛衣,米白色,織的是麻花紋,一根一根擰得緊緊的。紙條上寫著:“十五周歲。約一米七。個子一下子躥上去了,背有點駝,要挺直。”我下意識地挺了挺背。她看見了,低下頭抿著嘴,忍著沒笑。衣裳一件比一件大,紙條上的數字一年比一年高。從小褂到夾克,從夾克到毛衣,從毛衣,到十八歲那件筆挺的深灰色中山裝。“十八歲那件,”她輕聲說,“是照著大人的樣子做的。我想,你成人了。”我沒有說話。我十八歲生日那天,和幾個朋友在外麵喝啤酒,喝到半夜才回家,奶奶在客堂間裡坐著等我,一句話也沒說,給我熱了一碗湯。那天傍晚,弄堂口的梧桐樹下站著誰,我一點也不知道。衣裳在床上攤開來,從床頭一直鋪到床尾,鋪滿了整張床,又鋪到了窗台上。二十一件,紅的、藍的、白的、灰的,從小到大排下去。一個我自己都沒見過的孩子,在這張床上一年一年長大了。最後一件,她捧出來的時候,手抖得很厲害。是一件長衫。靛青色,立領,盤扣是同色的布扣,一共七粒。料子很好,在晨光裡泛著一層幽幽的光澤。紙條上寫著:“二十二周歲。約一米八二。照去年放了一寸。”“你試試?”她說,聲音幾乎聽不見。我脫下外套,把長衫穿上。她站到我麵前,踮起腳,替我把領口的扣子一粒一粒扣上。她的手指擦過我喉結,我打了個激靈,她也縮了一下,停了停,接著往上扣。扣到第七粒,她退後一步。梳妝台的鏡子被布蓋著,我見不到自己的樣子。可我穿著就知道:袖子短了,手腕露出一截;肩膀繃著,一抬手胳肢窩底下就扯得緊;下擺也短,露出了腳踝。“還是小了。”她說。她伸手扯了扯我的袖口,又撫了撫我肩頭繃緊的布料,手掌在上麵停了一下,又移開了。“我總以為,”她說,“你還是去年的樣子。”她的眼睛紅了,嘴角還彎著,撐了一會兒,沒撐住。她轉過身去,把臉埋進手裡,肩膀一抽一抽的,沒有聲音。我站在那裡,穿著一件小了一號的長衫,雙手垂在身側,不知道該放在哪裡。我想抱她,又不知道該拿什麼身份去抱。兒子?還是一個昨天才見麵的人?最後我隻是抬起手,搭在她背上。她的背很薄,隔著一層淺藍色的綢子,摸得到肩胛骨,在我掌心底下發顫。我們就那樣站著,誰也沒有動。窗外的霧散了,陽光照進來,落在那二十一件衣裳上,落在那些寫著數字的小紙條上。……“阿棠!”樓下有人喊。是個女人的聲音,又急又亮。她慌忙擦了擦臉,理了理鬢角,答應了一聲,快步下樓。我把長衫脫下來,疊好,放在床上,也跟著下去了。鋪子門口站著一個女人,四十五六歲,個子比她高半個頭,穿一件墨綠色的對襟褂子,頭發剪得短短的,利落地別在耳後。她的眉眼和她有幾分像,隻是線條要硬得多,嘴角往下抿著,一看就不好惹。“隔壁阿婆說,你這裡來了個後生……”她的話說到一半,看見了我,就停住了。我們隔著半間鋪子對視了一眼。那一眼很長,我看著她的臉色往下沉,先是吃驚,後來就有了火氣。“阿姐,”她從我身邊走上前去,輕聲說,“這是渡渡。”那個女人沒有應她,隻是盯著我。“你來做什麼?”短發的女人問我。我還沒來得及開口,她已經轉向了自己的妹妹,壓低了聲音,卻壓不住那股火氣:“二十一年都熬過來了,你別又一頭栽進去,把自己搭上。”“阿姐。”她又叫了一聲,聲音很輕,卻很穩。那個女人看了她一眼,嘴唇動了動,最後什麼也沒說,轉身走了。走到門口,又回過頭,對我丟下一句:“我叫溫若梨,就住隔壁,開茶館的。”聽著不像介紹,像警告。她走了沒多久,門口又冒出一個腦袋。是個年輕的姑娘,二十出頭,紮著一個高高的馬尾,穿著一條碎花的長裙,懷裡抱著一隻竹籃子,籃子裡裝滿了各色各樣的小香包。她探頭往裡一看,眼睛一下子亮了。“你就是表哥吧!”我愣了一下,還沒來得及答應,她已經跑了進來,把竹籃往裁衣台上一放,繞著我轉了一圈,上上下下地打量我。“我叫林苒,雙木林,草字頭的苒。我媽剛才凶你了吧?別理她,她就那樣,刀子嘴豆腐心,典型的。”她湊近了些,壓低聲音,“我媽昨天晚上一夜都沒睡,在茶館裡坐了一夜,說是算賬,算盤一下都沒響。”“苒苒。”她在一旁輕聲喚了一句,帶著一點嗔怪。林苒吐了吐舌頭,又湊過來,小聲補了一句:“還有啊,小姨每年五月都要出一趟遠門,誰問都不說去哪兒。回來就要病一場,發燒,咳嗽,躺上三四天。我媽每年這時候都要跟她吵一架。”五月中旬。我的生日是五月十四。我沒有接話。“今年也是,”林苒掰著指頭算,“五月中旬走的,回來那天下大雨,她連傘都沒打,渾身濕透了站在鋪子門口,鑰匙插了半天都插不進鎖眼。”“苒苒。”她又叫了一聲,這回聲音壓低了,不許再說的意思。林苒這才閉了嘴,從籃子裡挑出一隻香包塞到我手裡。香包是靛青色的,繡著一枝白蘭花,針腳細密,裡頭裝的是艾葉和薄荷,湊近了聞,衝鼻子。“見麵禮。我自己做的,網上賣三十九塊九一個,給你免單。”我捏著那隻香包,沒忍住笑了。來桐溪以後,這是頭一回。林苒挺得意,轉頭對她說:“小姨你看,表哥笑起來跟你一模一樣,絕了。”她低著頭,沒說話。我卻看見她的嘴角彎了彎。……傍晚,我去隔壁茶館買桂花糕。茶館不大,擺著七八張八仙桌,牆上掛著一塊寫著“梨園茶社”的舊匾,幾個老頭坐在靠窗的位置下棋,棋子拍得啪啪響。溫若梨站在櫃台後麵撥算盤,見我進來,眼皮都沒抬一下。“麻煩拿兩塊桂花糕。”我說。她沒吭聲,從蒸籠裡夾出糕來,放進一隻油紙袋裡,往櫃台上一擱,報了價錢。我付了錢,拿起紙袋,手上一沉,往裡一瞧,裡麵裝的是四塊。我抬起頭,她已經轉過身去,背對著我,算盤撥得劈裡啪啦響。“她愛吃這個,”她頭也沒回,“不愛吃甜的,就愛吃這個。一次隻舍得吃半塊。”我捏著那隻溫熱的紙袋,在櫃台前站了一會兒。“謝謝大姨。”我說。算盤聲停了一下,又響了起來。……嚴振東是第二天下午來的。那天我從文保所回來得早,進門的時候,鋪子裡已經坐著人了。他坐在我第一天坐過的那張小方桌旁邊,蹺著腿,手裡端著一杯茶,身後站著一個夾公文包的年輕人。他還是那身熨得筆挺的深色西裝,左手腕上那串沉香佛珠在昏暗的鋪子裡泛著油光。她站在裁衣台後麵,離他很遠。他看見我,一點也不意外,反而笑了起來,放下茶杯,朝我點了點頭。“又見麵了。”他說,“我說過,你會來的。”我站在門口,手心攥出了汗。她猛地抬起頭,目光在我和他之間來回轉了一下,臉色變了。“你……你去過瀾城?”她問他,聲音有些發顫。“沈老太太走了,我去送一送,應該的。”嚴振東慢條斯理地轉著手上的佛珠,“老相識了。”他沒有再理會我,轉過頭去,對身後的年輕人抬了抬下巴。年輕人從公文包裡取出一份文件,雙手遞到她麵前的裁衣台上。“溫老板,還是那件事。”嚴振東的語氣很和氣,像是在聊家常,“價錢,我又往上提了一成。整條河埠街,沒有比這更高的了。你一個女人家,守著這麼個破鋪子,圖什麼呢?簽了字,拿著錢,去鷺汀縣城買套新房子,不比在這裡受潮強?”她沒有去碰那份文件。“嚴老板,”她說,“這鋪子不賣。”聲音還是軟的,和平時跟我說話沒兩樣。可那幾個字落下去,就沒有往回收的意思。嚴振東臉上的笑沒有變。他又轉了幾顆珠子,珠子在指間磕出細碎的咯咯聲。“溫老板,話別說得太早。”他說,“老街改造是縣裡的重點工程,遊船碼頭就定在你這一段河岸上,你這間鋪子正好卡在碼頭口。你不簽,總有別人簽。到時候整條街都拆了,就剩你這一間,孤零零地杵在河邊,多難看。”“那也不賣。”鋪子裡靜了下來。河麵上有船搖過去,水一下下拍著石階。嚴振東終於站了起來。他走到我麵前,停住了,上上下下地打量我,目光在我臉上停了好幾秒,停得我渾身不舒服。“長這麼大了,”他說,“像你媽。”“你媽”兩個字,他咬得很重,說完還笑了一下。然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,就像在奶奶靈堂前那一次,帶著那個年輕人,慢悠悠地走了出去。皮鞋踩在青石板上,咯噔咯噔地遠了。……他走了有一陣了,她還站在門後。她背對著我,一隻手扶著門框,就扶在門板背麵,正對著外麵那塊白漆的地方。我走過去想叫她,才看見那隻手在抖,指甲在門板上刮出細細的聲音。“他……他跟你是什麼關係?”我開口。“鎮上的人,誰不認識他。”她沒有回頭。她說話還是穩的,聽不出慌。手卻一直在抖,抖了好半天才停。她把手從門框上放下來,握成拳頭,藏進了袖子裡。晚飯後,她把那件長衫熨平了,掛到了閣樓的牆上,什麼也沒說。那天晚上,我在閣樓上聽見樓下的門閂響了三次。第一次是她關門的時候。第二次,過了一個多鐘頭。第三次,已經快到半夜了。我躺在床上,睜著眼睛,聽著那一聲又一聲落下的門閂,想起她站在嚴振東麵前的樣子。人那麼瘦,說話細聲細氣,一步也沒退。我想起那件靛青色的長衫。它現在掛在閣樓的牆上,袖子短了一截,肩膀窄了一指,在黑地裡垂著。她追了二十一年,還是差了一寸。我翻了個身,把臉埋進那床新彈的被子裡。被子上是新棉花的氣味,底下壓著白蘭花香,要把臉貼緊了才聞得到。下一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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