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樟木箱裡的舊信(5325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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奶奶走的那天,瀾城下了一整天的小雨。還不是梅雨,梅雨要再過半個月才來,可那雨下得黏,細細密密的,落在弄堂的青磚牆上就不肯走,把整條弄堂洇成一種舊舊的、發潮的顏色。我站在客堂間門口給來吊唁的人遞白花,手心一直是濕的,分不清是雨還是汗。靈堂就設在家裡。石庫門的客堂間本來就窄,擺上遺像、香爐和兩排折疊椅,人一多就轉不開身。來的大多是老鄰居,樓上的王家姆媽,後弄堂修鞋的老顧,還有幾個跟奶奶一起跳了十幾年扇子舞的老太太。她們輪流握住我的手,說的話差不多都一樣:你奶奶把你帶大不容易,以後要自己照顧好自己。我點頭,說謝謝,再點頭。說到後來,那幾個字在嘴裡磨得光溜溜的,沒了分量。我父親沒有回來。他的船那幾天在南溟海上,從珀港開往赤沙港,離最近的港口還有六天的航程。奶奶咽氣那天夜裡,我給他打衛星電話,信號斷了三次,第四次才接通。電話那頭全是風聲和機器的轟鳴,他的聲音隔著幾千海裡傳過來,又粗又啞。“你替我給她磕三個頭。”我說好。他又說:“阿渡,你……”後麵的話被一陣雜音吞掉了。我對著話筒喊了幾聲,那頭隻剩下嘟嘟的忙音。我握著手機在弄堂裡一直站到天色發白,始終不知道他那句話原本要說什麼。我今年二十二歲,春天才進公司,工牌上印著“助理工程師”幾個字,塑封還新。公司做古建修繕,我跟著師傅們在工地上爬腳手架、量梁柱、畫測繪圖,手上總帶著洗不乾淨的木屑和墨線。我以為自己已經是個大人了。可是奶奶走了以後,我才發現自己連殯儀館要交哪些材料都不知道,連她的壽衣放在哪個櫃子裡都要問樓上的王家姆媽。公司裡來了幾個同事幫忙,許嘉禾替我張羅了兩天,臨走時在弄堂口抱了抱我,說有事就給她打電話。我說好,後來一次也沒有打。這二十二年,交水電費、給我開家長會、逢年過節給親戚回禮的,原來一直是奶奶。……吊唁的第二天下午,雨小了些。客堂間裡隻剩幾個老太太在折錫箔,窸窸窣窣的,誰也不說話。那個人就是這時候進來的。他四十五六歲的樣子,身材敦實,一身深灰色西裝熨得一絲不苟,皮鞋擦得鋥亮,進門前在門檻外仔細地跺了跺腳上的水。他從我手裡接過白花,我聞到一股很沉的香氣,壓過了滿屋的香燭味。他衝我點了點頭,走到遺像前鞠了三個躬,彎腰的幅度、停頓的時間都恰到好處。起身時,他左手腕上的一串佛珠從袖口滑了出來,顆顆深褐,油潤發亮。他把一個厚厚的白信封放進奠儀箱,轉過身,沒有馬上走。“你是沈渡吧。”我說是。他笑了。那是一種很周到的笑,嘴角彎得剛剛好,眼角也擠出了幾道紋,可眼睛裡麵什麼都沒有。“我認識你父母,”他說,“很多年前了。”這句話他說得很慢,“父母”兩個字說得格外清楚。我愣了一下。二十二年來,從沒有人在我麵前把這兩個字連在一起說過。在我們家,隻有“你爸爸”,沒有“你媽媽”。“你媽媽”這幾個字,就跟客堂間角落裡那塊一踩就響的地板差不多,誰都知道它在那兒,誰都繞著走。我想問他認識的是哪一個,又覺得在奶奶的靈前問這種話不合適。還沒等我開口,他已經從西裝內袋裡掏出一張名片,用兩根手指夾著遞過來。名片是米白色的,壓著暗紋,上麵印著:桐溪文旅開發有限公司,董事長,嚴振東。“桐溪。”我念了一遍。這個地名我從沒聽過。“雲澤省的一個小鎮,離這兒不遠。”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,那串佛珠在我耳邊碰出一聲輕響,“你會來桐溪的。來了就找我,有什麼難處,跟嚴叔叔講。”他走了。我站在門口,看他撐開一把黑傘,踩著弄堂裡的積水走出去,沒幾步就看不清了。我捏著那張名片,後背一陣發涼。他怎麼知道奶奶走了?他怎麼那麼肯定,我會去桐溪?……奶奶頭七那天晚上,我開始收拾她的房間。那是二樓朝南的一間,窗外就是弄堂口那棵老梧桐。房間裡的一切都保持著她最後那幾天的樣子:床頭櫃上放著一杯沒喝完的菊花茶,茶水已經發黃;老花鏡壓在一本翻開的《瀾城晚報》上;藤椅背上搭著她那件藏青色的開衫,袖口磨得起了毛。我在門口站了兩三分鐘才進去。總覺得隻要不碰這些東西,她就還會從樓下走上來,一邊扶著樓梯扶手喘氣,一邊罵我又把濕毛巾扔在床上。我從衣櫃開始收拾,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疊好,放進紙箱。疊到她那件棗紅色的絲綿襖時,我想起小時候每逢過年,她都要穿上它,帶我去老廟街吃一碗酒釀圓子。她總是把自己碗裡的圓子撥給我,說她牙口不好,吃不動這些黏東西。直到很多年以後,我才明白那是騙我的。床底下有一隻樟木箱。我一直知道它在那兒。小時候捉迷藏,我想鑽進床底,奶奶一把就把我拎了出來,那是她唯一一次對我發那麼大的火。後來我長大了,再也鑽不進那片陰影裡,也就把這隻箱子忘了。我趴在地上,把它拖了出來。箱子比我想的要沉,四角包著黃銅,鎖扣上掛著一把小銅鎖,鎖身已經長出了綠鏽。我翻遍了奶奶的鑰匙串,沒有一把對得上。最後,我在她梳妝台抽屜最裡麵找到一隻裝雪花膏的鐵皮盒子,盒子裡沒有雪花膏,隻躺著一把用紅繩拴著的小鑰匙。鑰匙插進鎖孔,轉了半圈,哢噠一聲。樟木的氣味一下子湧了出來,又辛又涼,衝得我眼眶發酸。最上麵一層是奶奶年輕時的幾件舊毛衣,疊得整整齊齊。我把毛衣一件件捧出來,下麵壓著一個油布包,用麻繩十字捆著,打了一個死結。我解不開那個結,隻好找來剪刀剪斷了麻繩。油布打開,裡麵是信。一遝,又一遝,用橡皮筋分成幾捆,橡皮筋早就老化發脆了,我的手指一碰就斷。信封散開來鋪了一地,有牛皮紙的,有白色的,也有印著紅框的老式信封。我一封一封地撿起來,按郵戳上的日期排好。一共二十一封。每一封的收信人都是我:瀾城市望潮區柳蔭路二百一十六弄九號,沈渡收。每一封的寄信人都寫著同一行字:雲澤省鷺汀縣桐溪鎮河埠街,若棠裁縫,溫若棠。每一封的郵戳,都是五月十四日。我的生日。最早的那幾封,信封已經黃透了。收信人那一欄旁邊,有人用鋼筆寫了兩個很大的字:拒收。字寫得橫平豎直,一筆一畫都很用力,最後一筆幾乎劃破了紙。可是這幾封信並沒有被退回去,它們和後來的信一起,在這隻箱子裡躺了這麼多年。所有的信,一封都沒有拆過。我坐在地板上,背靠著床沿,手裡捏著那一遝信,半天沒動。窗外梧桐樹的葉子被雨打得沙沙響,樓下的掛鐘敲了十一下,又敲了十二下。溫若棠。我把這個名字在心裡默念了幾次。三個字,念起來很軟。我不認識這個人,可念到第三遍,這三個字就不覺得生了。我五歲那年問過奶奶一次,我媽媽在哪裡。那天她正在廚房裡擇豇豆,手停了一下,豇豆斷成兩截掉進了水盆裡。“你媽不要你了。”她說。就這一句。說完她繼續低頭擇菜,指甲把豇豆掐得啪啪響。我站在廚房門口,看那兩截斷了的豇豆在水盆裡打轉,從此再也沒有問過。我一直以為,那個人不要我,所以連一封信、一個電話都不會有。可是這裡有二十一封信,從我兩歲的生日,到我二十二歲的生日,一年都沒有落下。……我隻拆了最新的那一封。郵戳是今年的五月十四日,離現在不過二十來天。信封還很白,邊角挺括,上麵的字是用藍色鋼筆寫的,清清秀秀的小楷,每個字都端端正正地坐在格子裡。我用指甲沿著封口挑開。信紙隻有一頁,疊成了三折,展開的時候飄出一股香氣。不是樟木味,更甜,是白蘭花,在紙裡壓久了,要湊到鼻子底下才聞得出。信很短。“渡渡:今天是你二十二歲的生日。去年在弄堂口,我看見你腋下夾著一卷圖紙,走路很快,圖紙露出來一角,畫的是老房子的屋架。我猜你是學了修房子的本事。要真是這樣,那很好,老房子是有記性的,你待它好,它都記得。衣裳又做了一件,是一件長衫,靛青的。還是照著去年的樣子放了一寸,不知道合不合身。你長得太快了,我總是追不上。今天我去看看你。遠遠地,不讓你為難。生日快樂。媽媽”我把這封信讀了一遍,又讀了一遍,讀到第三遍,那些字就開始在紙上晃,一個一個地遊開了。我抬手去擦,才發覺自己臉上全是濕的。“今天我去看看你。”五月十四日那天傍晚,我在做什麼?我想起來了。那天我在城北的工地上待到很晚,回來時天快黑了。奶奶早上出門前就囑咐我,蛋糕訂好了,下了班不準在外麵吃東西。我從地鐵站出來,拐進弄堂口,一眼就看見那棵老梧桐下站著一個女人。她穿著一件月白色的旗袍,很素,什麼花紋都沒有,隻在襟上別了一朵小小的白花。她身形很瘦,頭發在腦後低低地挽著,路燈照著她半邊臉,看著不過三十出頭。旗袍下擺底下是一截膚色絲襪,腳上一雙淺口的細跟鞋。她站在樹下不動,像在等人。我走過去時說了聲“借過”。她往旁邊讓了半步,低下頭,沒有出聲。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花香,我經過她身邊時聞到了,跟這封信裡壓著的是同一種。我走出去幾步,身後響起細跟落在彈格路上的聲音,嗒,嗒,越走越遠。我回過頭,梧桐樹下已經空了,隻剩路燈照著一地濕漉漉的樹影。那天晚上我吹蠟燭的時候,奶奶坐在桌子對麵,一直沒有說話。她把蛋糕上那顆最大的草莓夾給我,後來又起身上了樓,在她那間朝南的窗口站了半晌才下來。現在我才想起來,不隻是今年。小時候每到生日那天,奶奶都跟平常不一樣。生日過後那幾天,她總是一大早就下樓去開信箱,回來時臉色沉沉的,什麼話都不說。她會催我早點回家,不許我在弄堂口玩。有一年,我十歲上下,跟她從菜場回來,梧桐樹下也站著一個女人,穿著顏色很淡的衣裳。奶奶突然攥緊我的手,攥得我生疼,拖著我快步走進了弄堂。我回頭張望,什麼也沒看清。那時我以為,隻是一個陌生人。我把信紙貼在胸口,就那樣在地板上坐到了天亮。其餘二十封信,我一封都沒有再拆。不是不想,是不敢。二十一封,我才拆了一封,就已經坐不住了。……第二天夜裡,我又做了那個夢。這個夢,我從記事起就一直在做。一片綠色的水,很深,很涼,四麵八方地壓過來。有人抱著我,抱得很緊,我們一起在水裡晃蕩,我睜不開眼,喘不過氣。在一片咕嚕咕嚕的水聲裡,有人在我耳邊輕輕哼著一支調子,斷斷續續的,聽不清詞。以前每次醒來,我都會出一身冷汗,心口突突地跳,要緩上片刻才能分清哪邊是夢,哪邊是床。這一次我醒過來,枕頭是濕的,可心口沒有跳得那麼厲害。那支調子還在耳朵裡繞。……天亮以後,我在手機上查了桐溪。離瀾城一百多公裡,坐高鐵到鷺汀縣城,再轉一趟班車,三個多小時就到。地圖上,它是一片被河道切得七零八落的小鎮,藍色的細線彎彎繞繞。搜索結果裡有幾張遊客拍的照片:石橋,烏篷船,臨河的木樓,一座飛簷翹角的古戲台。還有一條本地新聞,標題是“桐溪老街改造項目啟動,文旅開發公司董事長嚴振東表示……”。我把手機扣在桌上,過了一會兒,又翻過來,把那條新聞從頭讀了一遍。到了公司,我在共享盤裡翻項目清單,翻到一半,手停住了。“桐溪古戲台修繕工程,委托方:鷺汀縣文物保護管理所,狀態:待駐場。”這個項目我早就聽說過。兩個月前,公司裡討論派誰去駐場,幾個老師傅都推了:那地方偏,梅雨季又長,一駐就是大半年,誰家裡沒有老婆孩子要顧。最後這件事就一直擱著,等馮工從嵐嶼的工地回來再定。馮工那天正好在辦公室。他五十五歲了,頭發白了大半,桌上永遠攤著一堆圖紙,壓圖紙的是一塊從老宅子裡拆下來的青磚。我敲門進去,說我想去桐溪駐場。他從圖紙上抬起頭,摘下老花鏡,用鏡腿敲了敲桌沿。“你才來三個月。”“我能吃苦。”“不是吃不吃苦的事。”他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麵前,“那個戲台是清中期的,八角藻井,整個縣就剩這一座了。當地有家開發公司想拆了重建,說是危房,鑒定報告都拿出來了,文保所不認,兩邊一直在拉鋸。你去了,不光是乾活,還得會看人。”我低頭翻那份文件。鑒定報告的落款處蓋著一枚紅章,委托方一欄寫著:桐溪文旅開發有限公司。“我會小心的。”我說。馮工沒有馬上答應。他沉吟了一陣,忽然問我:“桐溪那邊,你有親戚?”我張了張嘴,嗓子發緊,一時說不出話。“……可能有。”他沒再追問,重新戴上老花鏡,在派遣單上簽了字。“六月中旬去。每個月我過去一趟。有什麼拿不準的,先拍照,別亂動手。老東西拆下來一塊,就再也裝不回原樣了。”我說好。走出他辦公室的時候,窗外又下起了雨。……出發前一晚,我把那二十一封信重新理好,用一條乾淨的手帕包起來,放進背包最裡麵的夾層。拆開的那一封,我單獨疊好,塞進了襯衫左邊的口袋。我又給父親打了一次電話。他的船還在海上,衛星電話響了半天,沒人接。我想過發一條短信,打了幾個字又刪掉,最後什麼也沒有發。我不知道該問他什麼。是問他認不認識一個叫溫若棠的女人,還是問他,信封上那兩個用力寫下的字,是誰寫的。我把嚴振東的名片放進錢包,和身份證放在一起。我沒扔它。他說我會去桐溪,說得那麼篤定,我想知道他憑的是什麼。奶奶的房間我沒有再收拾。樟木箱放回了床底,箱蓋合上,樟木味還是從縫裡往外滲。我在門口站了一會兒,對著空蕩蕩的藤椅鞠了一躬。“奶奶,我出去一趟。”沒有人應我。窗外的梧桐樹沙沙地響。……六月中旬,梅雨來了。高鐵開出瀾城,窗外的樓房漸漸稀了,田野一片一片地鋪開去,水田裡倒映著灰白的天。過了葦塘,雨又大了起來,劈劈啪啪地打在車窗上,一陣緊過一陣。我把額頭抵在冰涼的玻璃上,隔著襯衫,按住胸口那封信。二十一年了。我一直以為,自己是被丟下的那個。可現在我知道了,這二十一年,有一個人每年都在照著我長大的樣子放寬衣裳,每年都在梧桐樹下站一站,再轉身走掉。我很想知道,她的聲音是什麼樣子的。她叫我“渡渡”的時候,是不是也跟信上的字一樣,輕輕的。車廂廣播裡報出了下一站的站名。我拎起背包,站了起來。下一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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