判決書下來那天,是周三。財務小周把複印件放在我桌上,壓著一杯已經涼透的茶。“許總,判了。一百八十萬,全額支持,利息按LPR算。”我拿起來翻到最後一頁。“駁回被告其他抗辯意見。”幾個字印得工工整整。我盯著被告那一欄看了很久。趙三。身份證號碼後麵跟著一串地址,城中村,門牌號我認識,那片區去年就說要拆,到現在還沒動。小周小心翼翼地問:“許總,那接下來……申請強製執行嗎?”“申請。”我把判決書合上。“他賬上沒錢的。”小周說,“律師上次查過,那家裝修公司就是個空殼,法人掛的他表弟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那……”“申請。”我又說了一遍。小周沒再問,抱著文件出去了。門關上。辦公室裡安靜下來。我靠在椅背上,看著天花板上那盞一直有點閃的燈。一百八十萬,不算要命。公司這兩年的流水,咬咬牙也能扛過去。可欠錢的人是趙三。這就不一樣了。……我跟趙三是初中同學。準確地說,是同一個班,前後桌。他坐我後麵,個子比我矮半個頭,校服永遠敞著,袖口黑得發亮。初二那年冬天,教務處丟了一台錄音機。那台錄音機最後是在我課桌裡找到的。我知道是誰放的。全班都知道。班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,問我是不是我拿的。我說不是。她問那是誰。我沒說話。辦公室的門沒關嚴,我能看見趙三就靠在走廊的暖氣片上,嚼著口香糖,衝我笑。那天晚上放學,他在車棚堵住我,拍了拍我的臉。“行啊許然,夠意思。”“以後在這學校,我罩著你。”那是他第一次碰我的臉。手掌很糙,帶著煙味。那時候他已經抽了兩年煙。我沒躲。不是不想躲,是不敢。車棚後麵站著他那幾個朋友,有一個手裡拎著自行車鎖鏈,鏈條一下一下地甩著,打在鐵欄杆上,叮當,叮當。“明天檢討書寫好點。”趙三說,“別寫得跟認罪書似的,丟人。”他們笑著走了。我推著自行車站在原地,一直等到車棚的燈滅了,才騎回家。第二天,我在全校大會上念了檢討。台下一千多個人,我念得很慢,每個字都念得很清楚。“我一時糊塗,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……”念到這句的時候,我抬頭往下看了一眼。趙三站在我們班隊伍的最後一排,個子矮,被前麵的人擋著,隻露出半張臉。他在笑。那天晚上,班主任給我家打了電話。我爸是廠裡的老鉗工,一輩子沒跟人紅過臉。他掛了電話,在客廳裡站了很久,然後解下了腰上的皮帶。那是他第一次動手打我。打完了,他坐在沙發上抽煙,手一直在抖。“你要是真沒拿,”他說,“你就說出來是誰。”我沒說。他看了我很久,最後歎了口氣,把煙掐了。“你這孩子,”他說,“以後要吃虧的。”他說錯了。後來那幾年,趙三真的沒再找過我麻煩。他欺負別人,搶別人的飯卡,堵別人的車棚,可從來不碰我。有一次,隔壁班的人往我書包裡塞粉筆灰,第二天那人就被趙三按在廁所裡扇了兩個耳光。全班都以為我們是朋友。隻有我知道不是。那是我人生裡第一次學會一件事:息事寧人,比較劃算。我後來做生意,跟供應商壓價,跟甲方賠笑,跟稅務局的人喝酒,靠的都是這一條。不爭一時,不賭一口氣,算清楚賬,把事情擺平。這些年,它讓我過得很好。好到我幾乎忘了,那台錄音機到底是怎麼回事。……晚上七點,我到家。沈清禾已經回來了。她站在玄關換鞋,法院的製服外套還沒脫,深色的衣料把她的肩線收得筆直。頭發盤在腦後,一絲不亂。她穿著高跟鞋,幾乎跟我一樣高。“今天這麼早?”我問。“下午開完庭就回來了。”她把鞋放進鞋櫃,“飯在鍋裡,阿姨做的。”“你不吃?”“吃過了。”她解下胸前的法徽,放在玄關的托盤上。金色的,天平圖案,擦得很亮。她每天回家第一件事,就是把它摘下來。每天出門最後一件事,是對著玄關的鏡子把它別正。結婚這些年,我從沒見她別歪過一次。我盛了飯,坐在餐桌前。她在對麵坐下,打開筆記本電腦,屏幕的光照在她臉上,冷白冷白的。“今天局裡又分了一批案子。”她隨口說,“年底了,結不完的全壓在執行局。”“多嗎?”“三十多件。”“都是什麼案子?”“欠錢的。”她頭也沒抬,“什麼樣的人都有。上午還有個老頭,被執行了二十萬,躺在地上不起來,說我們逼死人。”“那你怎麼辦?”“按程序。”她說這三個字的時候,語氣沒有任何起伏。執行局的人私下管她叫“鐵麵沈”。這個外號是我從她同事嘴裡聽來的,她自己從來不提。我猶豫了一下,還是開口了。“我那個案子,判下來了。”她敲鍵盤的手停了一下。“趙三那個?”“嗯。全額支持。”“那挺好。”“我準備申請強製執行。”她終於抬起頭看我。“他有錢嗎?”“沒有。”“那你申請了,也就是走個程序。”“我知道。”她看了我幾秒,又低下頭去。“隨你。”屋裡又隻剩下鍵盤的聲音。我低頭吃飯,阿姨做的紅燒排骨,有點鹹。我跟沈清禾是經人介紹認識的。介紹人是我一個客戶,他太太在法院工作,說她們執行局有個姑娘,長得漂亮,人也正派,就是性子冷,一直沒對象。第一次見麵是在一家茶館。她穿著一件白襯衫,頭發紮得很緊,坐下來第一句話是:“我工作忙,可能經常加班,你介意嗎?”我說不介意。她又問:“你公司有沒有什麼官司?”我愣了一下,說沒有。她點點頭:“那就好。以後最好也別有。”那天她喝了兩杯茶,說了不到二十句話。可我回去以後,一直想著她端茶杯的樣子。手指很長,指甲剪得很短,乾乾淨淨,一點顏色都沒有。三個月以後,我們領了證。結婚這些年,我們幾乎沒吵過架。不是因為感情好到不用吵,是因為她不吵。我說什麼,她聽;她不同意,就沉默。沉默完了,事情就按她的意思辦。朋友們都說我娶了個好老婆,漂亮,體麵,有編製,不惹事。我也這麼覺得。隻是偶爾,比如現在這樣的晚上,她對著電腦,我對著一碗有點鹹的排骨,屋裡安靜得能聽見冰箱的嗡嗡聲,我會突然想起茶館裡她說的那句話。以後最好也別有。現在,我有了一個官司。被告是趙三。我沒跟她說過趙三是誰。她也沒問。……申請材料是第二天上午交上去的。立案庭的窗口排了很長的隊,我站在裡麵,前後都是來要錢的人。前麵一個大姐拿著厚厚一遝欠條,跟窗口裡的工作人員吵了二十分鐘。輪到我的時候,已經快十一點了。窗口裡的小姑娘看了一眼材料,蓋章,開回執。“等通知吧。分案是係統隨機的,一般三到五個工作日。”我拿著回執往外走。剛走到法院門口,手機響了。一個陌生號碼。我接起來。“喂,許然?”那個聲音隔了二十年,我還是一下就聽出來了。有點啞,尾音往上挑,像是一邊說話一邊在笑。“是我。”“哎喲,真是你啊。”趙三在那頭笑出了聲,“聽說你把我告了?還告贏了?牛逼啊老同學。”“你欠的錢,該還。”“還,肯定還。”他拖長了聲音,“我這人你還不知道嗎?最講義氣了。當年那台錄音機的事,我一直記著你的情呢。”我握著手機的手緊了一下。“有事說事。”“沒事沒事,就是敘敘舊。”他頓了頓,“誒,我聽說,你老婆是法院的?”我沒說話。“執行局的?”“你聽誰說的?”“你別管我聽誰說的。”他又笑,“那正好啊。你這案子要是分到她手裡,你可得讓她多關照關照我。”“趙三。”“哎,在呢。”“法院有法院的規矩。”“對對對,規矩。”他說,“我最守規矩了。”電話那頭傳來打火機的聲音,他好像點了根煙。“那就這樣,老同學。改天約出來喝一杯。”“沒必要。”“有必要。”他說,“肯定有必要的。”電話掛了。我站在法院門口的台階上,太陽曬得人發暈。身後那棟樓很高,灰白色的外牆,國徽掛在正中間。沈清禾的辦公室在三樓。我抬頭往上看了一眼。百葉窗拉著,什麼也看不見。……那天下午,我在公司什麼都沒乾成。兩點有個供應商來談明年的框架協議,對方的銷售經理說了半個小時,我一句都沒聽進去。最後他試探著問:“許總,那單價……就按我們報的來?”我才回過神來。“再降兩個點。”他愣了一下,臉上的笑僵了僵,但還是點了頭。人走了以後,我一個人坐在會議室裡。窗外是開發區的廠房,一排一排,灰撲撲的。我掏出手機,翻到那個陌生號碼。我盯著看了很久,想把它拉黑。手指放在屏幕上,按下去,又抬起來。最後我把它存進了通訊錄。備注寫的是:趙三。我跟自己說,這是為了以後打官司方便,留個證據。可我心裡清楚,不是。我是怕。二十年了,我開了公司,買了房子,娶了一個在法院當法官的老婆。我以為自己早就不是當年車棚裡那個推著自行車不敢動的初中生了。可他一句“你老婆是法院的?”,就把我拽回去了。他怎麼知道的?我想了一圈。同學群?我早就退了。共同的朋友?我們之間根本沒有共同的朋友。除非他特意打聽過。打聽我。打聽她。我拿起桌上的座機,想給律師打個電話,問問能不能在執行階段換個法院,或者有沒有什麼辦法,讓案子別分到執行局某個人的手裡。號碼撥了一半,我又掛了。我能怎麼說?說我怕我老婆辦這個案子?說我怕被執行人是我初中同學,他小時候欺負過我?律師會笑的。沈清禾知道了,也會笑的。她會用那種看當事人的眼神看我,說:“許然,你想太多了。”我把座機放回去。分案是係統隨機的。執行局幾十個法官,輪不到她。我這樣告訴自己。然後我打開電腦,把那份框架協議從頭到尾看了一遍。一個字也沒看進去。……交材料的第二天晚上,沈清禾回來得很晚。我在書房看報表,聽見門響,出去的時候,她正站在玄關。沒有換鞋。也沒有摘法徽。她就那樣站著,手裡拎著公文包,像是在想什麼事。“怎麼了?”我問。她像是被我嚇了一下,抬起頭。“沒事。”“加班了?”“嗯。”她這才彎腰換鞋,把公文包放在玄關櫃上,抬手去摘法徽。摘了兩次才摘下來。她進了衛生間,水聲響起來。我站在玄關,看著那個公文包。拉鏈沒拉嚴,露出半截牛皮紙的案卷封麵。我知道我不該看。她的案卷,我從來不碰。這是我們結婚時就說好的規矩。可那天晚上,我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。隻是輕輕往外抽了一點。封麵上印著案號,下麵是當事人信息。申請執行人:許然。被執行人:趙三。再往下,是一行手寫的字,字跡我認識,橫平豎直,一筆不苟。承辦人:沈清禾。衛生間的水聲停了。我把案卷推回去,拉好拉鏈。她擦著頭發出來,看了我一眼。“站這兒乾什麼?”“沒什麼。”我說,“等你。”她沒說話,從我身邊走過去,進了臥室。那天晚上,我們誰都沒有提這個案子。我洗完澡出來,她已經躺下了,背對著我,台燈還亮著。我在她身邊躺下。過了很久,她忽然開口。“許然。”“嗯?”“你那個被執行人,趙三。”她沒有回頭,“你跟他認識?”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“初中同學。”“關係怎麼樣?”“不怎麼樣。”我說,“很多年沒聯係了。怎麼了?”她沉默了一會兒。“沒什麼。”她說,“隨便問問。”她伸手關了台燈。屋裡黑下來。我等著她再說點什麼。說這個案子分到她手裡了,說她要申請回避,說讓我別擔心。什麼都行。可她什麼都沒說。我躺在黑暗裡,聽著她的呼吸聲,一直到後半夜,都沒有睡著。她也沒有。我知道她沒有。這麼多年,她睡著以後的呼吸是什麼節奏,我太清楚了。那天晚上她一直醒著,一動不動,像是在等什麼,又像是在想什麼。我後來才知道,按照規定,承辦人與當事人有近親屬關係的,應當主動申請回避。她知道這條規定。比我知道得清楚得多。可她沒有申請。我也沒有問。那時候我以為,這隻是一件小事。我不知道,就是從這一晚開始,有些東西已經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,悄悄裂開了。下一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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