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完，我戴上墨鏡，在安排好的保鏢開路下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機場。
我沒有回太平山頂的別墅。
而是徑直去了爸爸媽媽在石澳的家。
這幢占地700㎡的洋房充滿老上海的韻味，一花一草都和我曾經的家重合。
我剛踏進主樓，就被紅著眼眶的媽媽抱了個滿懷。
她罵我：“傻囡囡，受了委屈為什麼不和阿爸阿姆講？”
我鼻尖縈繞著媽媽身上的雪花膏香味。
一瞬間，這一個多月來的委屈難過猶如被壓抑了許久的洪水決堤。
我伏在媽媽肩頭，溫熱的淚水止不住地下湧。
媽媽感受到我的痛苦，輕輕拍著我的背。
“哭吧哭吧，我的囡囡受苦了，回家了就不怕了，阿爸阿姆在。”
在媽媽溫柔的安慰中，我好像看見這12年的自己。
18歲，我放棄複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，毅然決然和梁泊舟‘私奔’。
那一夜爸爸攔在門口，大發雷霆。
他高高揚起手，可那一巴掌始終沒有落下來。
走出大門的那一刻，他說：“如果你今天走了，以後就不要認我這個阿爸。”
我流著淚，跪下來給我爸磕了三個頭。
趁著月色走到那叢薔薇花牆下，媽媽紅著眼叫住了我。
她握著我的手像今天一樣溫暖。
她撫摸我的頭發、臉頰，最後塞給我一張銀行卡。
她說：“囡囡，到了記得給阿姆報個平安，不要怪阿爸，他是心疼你。”
我握著媽媽的手，什麼話都說不出來。
隻能拚命點頭。
最後，是媽媽主動鬆開了我的手。
她囑咐又囑咐。
“走吧，囡囡。”
“如果累了、遇到困難了，就回頭，阿爸阿姆在呢。”
20歲，我和梁泊舟最窮的一年。
就是那一年，我在毫無知覺下先兆性流產。
在小診所的病床上疼得翻來覆去喊“阿姆”、“阿爸”。
梁泊舟借了個電話，撥通了遠在上海的爸媽電話。
聽到媽媽問：“你是誰呀？”
我淚水流了滿臉，壓抑著小聲哭泣。
那一刻媽媽福至心靈，焦急地問：“是不是囡囡？”
她的聲音微微顫抖：“你怎麼了？是不是哪裡疼，是不是想阿姆了？”
我不敢回答，不想讓媽媽擔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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